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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此时正闹米荒，蒋经国强行压制米价，把投机贩子逼出了上海，他们宁可带着米到上海之外去谋高利润。米商们把米全部压在库里，天天挂出“售罄”的牌子。陆家只有焉识吃奶酪，余下的奶酪被恩娘拿到黑市上去换米和面粉。
1947年5月，我祖父陆焉识在徐汇区的一所教会高中找到了职位。正好中学的洋校长需要一个精通英文的教务主任。我祖父一个月的薪金可以买三十多斤米，够陆家全家吃半个月粥，剩下的半个月，要靠恩娘用陆家二儿子海运过来的奶酪、罐头、衣料到黑市上去换吃的。有一次包裹到达后，启开箱子，发现里面装着一堆旧书和几个包在烂报纸里面的空酒瓶。大概船上有人发现了从比利时到上海的这条食品供给线，启开了箱子，调换了里面的内容。
焉识有了值三十多斤米的正式教职，再靠弟弟的遥远接济，日子还过得下去。焉识只要日子过得下去，笔头就开始不安分。他想到那几个恶棍的嘴脸，写了一篇讽刺文章，把恶棍们整个敲诈的过程描述一遍，化了名字投寄到一家左倾杂志。文章登出来之后，儿子读得咯咯笑，从此跟父亲成了忘年莫逆。文章里的丑角们都变成了A先生，B先生，所以焉识向担忧的恩娘担保，不会有事的。
大卫·韦被文章招来了。打了八年的仗，他倒不像长了八年岁数，还是那样跟谁也不客气，不请自坐，坐下就要喝的。一边喝茶，大卫一边指着自己的黑边眼镜，说他一眼就认出了陆焉识的招牌幽默。大卫仍像曾经那样热烈，说他如何着迷焉识的才华，那淡雅的幽默。他大卫还知道，陆焉识迟早会革命，迟早要跟凌博士那种人决裂。大卫说，凌博士到这种时候还在劝学，号召快要饿死的教授们回去教课，号召饿得半死的学生们好好读书。有焉识这样的文笔，不但要让贪官污吏现形，也要给表面清廉但实质更贪的凌博士以揭露。
焉识说，“凌博士也在饿饭，他贪什么了？”
大卫把两根眉毛扬到了一对眼镜框上面：“他贪功名啊！”
焉识呵呵地笑起来。他说因为1936年他大卫·韦暗中操控文墨大战，凌博士到现在还记仇呢。大卫说他完全知情，所以对凌博士的最后幻想应该破灭了；难道焉识还以为有希望跟他和解？
“你十几年前就断了我和解的后路了。”焉识笑道。
“我那么干就是要断了你跟他和解的后路。”大卫也笑嘻嘻的。
“有没有后路，我都想自己走自己的路。你别来抓壮丁。”
“你不是无产阶级，必定是资产阶级。我不抓你壮丁，你必定会被别人抓走。凌博士那次在学术会议上，不就是要抓你壮丁吗？”
“谁抓我去都没用。我不信的东西对我来讲，是不存在的。”
“我先抓了你再说，慢慢地你一定会信的。”
焉识还是笑笑，换了英文说：“IamAlbelard，andyouareAnselm。”
大卫·韦不问这两个人是谁。他在欧洲待了两年，就是不知道他们，他也不愿意承认。
焉识说：“这两个12世纪的哲学家，对任何一种主张或者思想，Albelard必须先懂得它才能相信它。Anselm相反，觉得只有相信了它才能懂得它。”
“凌博士没把你抓去，是因为我破坏得及时。”大卫·韦坚决不跟着焉识跑题。
“不在于你破坏不破坏。”焉识感到嗓子眼一阵毛茸茸的，满嘴都是铁锈气。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力气和气概把下面的话说出来。他等嗓子的刺痒压下去又说：“顺便说一下，以后请阁下别再搞这种破坏了。到头来破坏的就是我陆某的人格。”
“人格也是相对的。资产阶级觉得你人格完美，无产阶级未必会买账分毫。”
焉识掏出手绢，对着它咳了两声。肺上的窟窿又出现了新创面，一丝疼掺了两丝痒。他想面前这个人快走吧，他至少可以痛快地咳嗽几声。可大卫·韦演说起来没完，眼神像在合唱队里唱圣歌，鼻子和额头像出炉的面包，刚刷了一层油。
焉识渐渐地沉默了。他不想和大卫再争什么。像大卫这样理解世界，倒也简单：要么无产阶级，要么资产阶级。就像焉识二十岁时理解的世界那样，一切分野无非是知与无知。知，产生文明；无知，保持野蛮。
“……这就是最好的时候！”大卫结论性地说。他的长衫破旧，疲沓地垂挂在他上耸的肩膀上。围巾被虫蛀的洞眼在焉识的角度都能看得见。都饿成了这样，火气还下不去。
焉识错过了大卫前半句话，心想他别把那个茶杯碰到地板上，如今茶杯碎了就算了，茶叶却很贵。
“你同意吧？”
“嗯。”
焉识满怀希望，只要自己“嗯”了，不接着唱反调了，大卫就会告辞。
“那你今晚就写出来。我明天就给你拿到编辑部去。”
“写什么？”
“你刚才不是同意了吗？”
“我同意什么了？”
焉识虚汗都上来了。对于大卫，他陆焉识不止是壮丁，还是枪杆子。他正在给他压子弹，不知要去放谁的黑枪呢。
“侬这个人，太滑头了！”大卫哈哈大笑。
原来他说的“最好的时候”，是焉识向凌博士放黑枪的最好时候。他怎么能让大卫这样的人明白，他做什么事，写什么文章，都是出于他自己的道德审美。或者说出于一种道德趣味。各人有各人的趣味，不符合他趣味的，他就会觉得不适，或者恶心。对，就是恶心。凌博士跟他观点不同，他们辩争得怎样激烈，那不妨碍他尊重凌博士的趣味。一旦要他陆焉识以大卫的形式去反对凌博士，他的道德趣味就被违反了，恶心就来了。
焉识模棱两可地说他会考虑大卫的建议。他的托词是刚坐了教务主任的交椅，工作还没有摸熟，等熟悉了再说。大卫用手指头点着他，笑呵呵的。意思焉识明白，是点破他的滑头。随大卫怎么想吧，假如他必须耍滑头才能保住自己的道德趣味，那就让大卫认为他滑头好了。
焉识那篇讽刺文章的影响很大，不少左倾作家渐渐跟上来，用类似的反讽笔调写政府和黑帮暗地勾结，贪占房产、仓库、厂房、机器的事。有一个剧社演出了在焉识的文章基础上编剧的讽刺喜剧，以上海当地的滑稽戏语言，在城市的好几个小剧场演出。越演越红火。焉识带了全家去看，一场子的人都笑得东倒西歪。焉识没有去向剧团讨要版权费用，第一他是用了化名登载文章的，版权该属于那个模拟人格；第二他不愿意做目标，招致恶棍们的注意。
恶棍们还是被惊动了。他们自己做的丑事自己是认得的，所以喜剧轰动不久，陆家便又响起急促的门铃声。门口的两个男人都是生面孔，跟上次的几个人比较，上次的应该是恶棍绅士了。这两个人连站相都没有，明着告诉你他们从小就不学好，祖祖辈辈缺乏正经人。两人也掏出政府印发的公文，跟上次几个人拿的公文稍微不同，红色印章是长方形。他们说有邻居揭发，这个宅子在抗战期间一直住的是日本间谍。所以政府不仅对宅子有权接收，连陆家的人是否通敌都有权怀疑。他们限陆家在三天之内收拾东西滚蛋，否则就会有一车警察来请他们滚蛋。
他们来的时候焉识在学校上班，听到电话里恩娘苍老的声音，他几乎认命了。他向他的美国校长请假，校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修女，在中国教了大半辈子书，租界被占领前夕回到美国，1946年又从美国回到上海。她马上准了他的假。他直接去了陈姓学生的办公室，告诉他自己当时跟着大学迁移到了重庆，内人和继母带着孩子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无法生存，是靠租房熬到战争结束的。把房子租给日本平民的上海人多的是，这不能成为抢占他们房产的理由。
陈姓学生这回眉头皱紧了。抽了半根烟之后他说，现在他们把陆家的房客说成是日本间谍，谁都无法推翻这个说法。
“陆教授，流氓要跟你捣蛋，你麻烦就大了。上次你靠贿赂赢了他们一手，他们为了受贿吃了你一记哑巴亏：现在上海人人都看了那个滑稽戏，流氓心里窝死了！这一记报复，你大概逃不脱。”
焉识从陈姓学生那里离开，让自己习惯一个念头，就是五代都是住自家房屋的陆家，要开始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了。上礼拜大卫·韦还让他投诚到无产阶级一边，一礼拜后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
回到家他发现客厅里冷清清的，残阳照进来，红木八仙桌面上一层浮灰看得很清楚。窗帘的环被拉脱一个，角落耷拉下来。人还没走，荒凉先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