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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的障碍就明显些。
我好像就到此为止了。我的好时光在“文革”中都耽误了。不可能在业务上有出息，只 能走从政的路子，可是在这条路子上，出身好的还是得天独厚的。我是凭自己挣上来的，到 了真正要奋斗一个目标的时候，没有坚强的家庭后台不行。我又不想要他们家的支持，我的 后台不是直接的，就不能起到实质作用。尽管我当初沾了她出身的光，在他们地位又起作用 时，我就黯然失色了。我终究不是打根儿上就红的。我认识一个人，他爸爸是派出所所长， 他都当了挺大的头。没后台，没人支持，再大的抱负也难实现。表面看我在这个家庭里好像 怪不错的，等到知道我的来龙去脉就泄劲了。
说到这儿，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咱们聊点别的好不好。
扭曲了爱情，就扭曲了一生。
我这三十年呀
1966年50岁男T市某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三十九岁定为高级知积分子——四十岁打成“右派”赶到农场掏粪——帽子一天比一天 重——五十岁“文革”遣送农村老家——糊里糊涂当了十年地主——六十岁开始自己奔落实 政策——六十四岁回到城里一切全完——七十岁人的梦想
我老了，人一老毛病就多了，说话爱絮叨，可别嫌我啊。嫌吗，不嫌我就说了。我这一 辈子呀，打哪说起呢？要说“文革”十年的事儿，还得说这前十年和后十年。加在一块这是 三十年。这三十年前因后果都是连在一起的。
四十岁打成“右派”，五十岁遣返老家，六十岁返城退休。今年我整七十了。
我十四岁离家外出求学，二十岁参加工作，打解放前到解放后，一直搞铁路设计。五六 年那年定为高级知识分子，算副教授，政府还发了证书。我懂得好几门专业知识，又有实际 经验，包括施工、管理，加上当时年富力强，是我们设计院的技术骨干。这可不是瞎吹牛， 有好几条铁路干线都是我主持设计施工的。那时干劲可叫大呀，常常激动得自己夜里合不上 眼。
事情最早出在五七年大鸣大放时，我才刚刚四十岁。有个党支书对我说：“哎呀，你是 咱单位有影响的人物呀，你要不带头鸣放，咱院的运动就搞不起来！”我想也是，放吧，写 了张大字报，这就坏事啦。那时我对党没什么意见，真没什么好提的，心里也知道不能乱 说。可我对院里一些工农干部看不顺眼。因为我在这单位干的时间最长，算个元老，对很多 人的来路都清楚，他们根本不是搞我们这行的，调进来干什么呀，就搞政工，搞人事，可有 职有权，专管人。有个人事干部给我开张证明信，一行里好几个错别字。我就把这些事写在 大字报里。这下糟了呀，大鸣大放忽然一转变成了“反右”，他们就批我“攻击党的人事政 策”呀，还说我有反党言论，说我说“章罗联盟胆子大”，赞美“大右派”。我哪敢那么 讲，只是私下和一个同事哺咕说，“他们这样反党，胆子真够大的。”被同事揭发出来，意 思也变了。就这点事，把我搞成了“右派”啦。
我们总共五百个知识分子，一下于打了八十八个“右派”，占百分之十七。当然后来全 部平反了，都是错案。我当时就搞不懂了。心想，毛主席说知识分子中“右派”只占百分之 一到三，怎么五百个倒有八十八呀。好在对我的处分不算最重。只是批判交待后从主任工程 师降成普通工程师，工资由一百四十五块八角降到一百二十七块，这在我们“老右”中间算 是头等待遇。可是戴帽子总有压力。我也没什么话讲，心说只要好好干两年，帽子自然摘 掉，哪能愈来愈重，只能愈来愈轻。是吧！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愈往后愈严重。开头搞工程还让我去当队长，后来只许搞设计， 我也没意见，只要让我搞专业就行。到了五九年上边又下个命令，说所有“右派”都不准做 技术工作，一律做体力劳动。我就下去搞地质勘探，当工人挖地。在工地我拼命干呀，心说 不掉层皮甩不去“右派”帽子。白天干体力，夜里把我叫去开夜车帮忙搞设计，多累也干， 张家口那边一千多公里铁路设计就是我打了两个多月夜班给拼出来的。这时还不算顶糟，打 夜班就打夜班吧，总还摸得上自己的专业。
六三年院里办个农场，种莱为主。不是闹自然灾害，副食供应不上吗，这么搞，叫自给 自足。我就被派到农场干活。这下跟自己专业完全断线了。当时一起去的大多是“老右”， 也有反革命、坏分子什么的，反正全是坏人。最脏最累的活是掏粪，赶粪车到住宅区的化粪 池去掏，再拉到农场。这些人中属我力气最大，身体棒，身高一米八几，算得上一个赳赳武 夫，不怕马踢人。我主动要求“我去干”。粪便在化粪池里发酵后，有厚厚一层浆浮在上 边，下边是汤。勺一杓，粪溅一脸一身。我动了脑筋，改造了粪勺，还拿铁板做个流槽，装 在粪车上。这么一搞效率提高一倍。农场里的人都喜欢我，小青年还称我师傅。这时听说上 边有指示，给“右派”摘帽子，我院分了三个半的指标。我搞不懂，这半个怎么算呀，据说 是按比例下来的，够不上四个，所以是三个半。有人悄悄告诉我，我这次摘帽“榜上有 名”。那时别提多高兴了，干活更起劲。可怎么等也没动静。后来听说，因为庐山会议，彭 德怀一闹，不再摘帽子，又要搞阶级斗争了。农场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小青年们立场不坚 定，界限不清，和“右派”们打成一团。从此没人理我了。我真有点失望，本来以为好好表 现就能摘帽子。帽子应当一天比一天轻，可事实怎么一天比一天重呢！
转年，科研单位搞“下楼出院”，设计室门一锁，唿啦全到施工现场去，闹得好紧张。 我们一帮“老右”也去了。有许多活别人干不了，还得找我。比方一个地质纵面图，临收工 时只有三条线。上边有政策不能叫右派动图板，他们悄悄夜里把我叫去。我拼了四十多个晚 上，把二百多米横断面图画出来了。图拿出去本家都叫好，2。5毫米写一行仿宋字，细致 活啊。后来这图在全院都有名了。除去干活，画图，还到伙房帮忙，洗碗、洗菜、扫地、倒 煤灰。每天早上工人师傅没起床，我们“老右”就拿桶把洗脸水放在他们门口。这些活都叫 我们包了。大师傅说：“你们来了倒不错，我们轻松了。”当时一位领导告我说，要考虑给 我摘帽子的事。他那神气倒不是要骗我。可这回没等我高兴起来，“文革”就来了。唉，一 看这势头，摘帽的事算没指望了。
我们打施工现场到设计院，院里“文革”已经闹开锅。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下边有一帮 喊喊叫叫的打手，叫做“捍卫红色政权敢死队”，都是些年轻有劲的小伙子。在我们那个住 宅区，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被抄、被专政、被打成牛鬼蛇神送进牛棚去，光自杀的就十几 个，跳河、跳楼、抹脖子的都有。开头我没被揪出来。一来呢，我一直老实改造，不惹他们 注意；二来呢，有“两厂一校”毛主席批示的经验，说我这种留职留薪的“右派”属于原地 改造，要区别对待，不遣送回乡。我以为自己这样一边眯着干活，就没事了。
六八年九月二日，我在伙房和另一个站场工程师烧大灶。五个灶眼，天又热，光着磅子 正干得起劲哪，突然来了几个“捍卫队”的人，说：“把东西带上，跟我们走！”我想大概 要出事了。没敢吭声，跟他们去了。
刚进门槛，就给他们一推说：“向毛主席请罪！”迎面墙上接张毛主席像。我想，请罪 就是鞠躬吧，连来了“三鞠躬”。一个小伙子上来“啪”给我一个耳光，说：“你连请罪也 不会！”我赶忙再鞠两个躬。还不行。后来才知道，请罪要鞠双数的。三个五个都不行。我 们“老右”向来不准参加批斗会，这规矩哪里懂，怎么搞得清楚呢？这就关进了“牛棚”。
当天下午把我拉去批斗，脖子上挂个牌子，写着“老牌右派”。同台批斗的还有三个 “反革命分子”，其实主要斗别人，我是陪斗。我想我至多是个配角吧。可大会结束，忽然 宣布要遣送我全家回原籍。我懵了，心想这就来了，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第二天，一个领导来叫我交待：“你家有什么好东西？明天抄家。”我说：“没什么好 东西呀！”他说：“凡是高级料子、高级服装、高级餐具、金银首饰、存款都抄。”我说： “别的要不要啊？”他说：“就要这几样。”这领导现在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