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炅湓�2040岁之间者，占四分之三以上。与此相伴的，自然是农田大量抛荒。1932年，《农业周报》刊文指出，“强健者多逃入城市，另谋糊口；而所残留于乡村者大都老弱贫病者流。农民麇集都市，都市固嫌人口过剩；但农民离乡，则农村基础根本动摇，农村经济惟有日见摧毁。”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4。 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3）
至于农民为何抛家舍业或者拖家带口进城，理由自然繁多。比如，天灾、人祸。天灾古已有之，至于人祸，主要指胡适所谓“五蠹”（贫穷、疾病、贪污、愚昧和扰乱）之一的扰乱。近现代中国满目刀兵之祸，最惨酷者莫过于太平天国运动。而江西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有名的战场。为了天堂，多少人失去故乡。
在中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在《晚清七十年》一书里，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这样概括太平天国运动，“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事，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
二十世纪中国对太平天国的美化始于孙中山。为了反抗清廷，他公开号召同盟会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以激发斗志。据宫崎寅藏《孙逸仙传》记载，孙中山甚至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便以“洪秀全”来称呼他。之所以如此，一是出于对太平天国运动史料缺乏足够的了解；二是出于政治目的。不过，孙本人在这方面还算清醒，他只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但并不欣赏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因为这样，“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但是，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方面，孙中山的确没有开一个好头。由于过度拔高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其后国共两党对具有反叛精神的太平天国运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抱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洪秀全几乎成了真理的化身。事实上，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不仅西方学者不以为然，中国知识界也一直不乏反对的声音。除了胡适、钱穆认为太平天国是背叛孔孟、违反中国道统的邪恶政权，冯友兰同样否定太平天国运动，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退到黑暗时期。”及至八十年代，在不少讨论会上，一些学者指责太平天国靠巫术起家，“上层搞特权，下层讲平均”，人民全无自由，《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在搞奴隶制。许多西方人对此也颇不以为然。
清帝逊位以后的几十年，中国依旧战乱无数。据统计，仅自1927年夏—1930夏天这短短3年中间，动员10万人以上的内战就多到近30次。由于长期战乱，大批散兵游勇变为土匪，一些没有生活来源的流民也加入了土匪队伍，不少地方因此成了土匪世界。河南南阳等地的农民外出耕田，有的甚至要背扛枪支以防止土匪抢劫。由于盗匪横行，一些农民只好求生于相对安定的城市。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农民的这种用脚投票很多具有逃难的性质。而这种用脚投票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少见。以先秦为例，除了纵横家穿梭于各国之外，奴隶也经常逃跑。商代奴隶主贵族为了对付奴隶逃亡，采用断足等酷刑，惩罚逃亡奴隶。如此岁月，如果说统治者教化民众不外逃是为用脚投票避孕，那么以断足禁止奴隶逃亡则属于给用脚投票结扎。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4。 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4）
然而，尽管面临各种可能的伤害，甚至死亡，追求自由终究是人的本性。据《秦汉逃亡犯罪研究》记载，西周逃得最多的一次能够逃走三百户。到春秋时期，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以政治逃亡为主，外加民众逃亡（民溃）、士兵逃亡（师溃）的逃亡几乎成了各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式。和以前以后的时代不同的是，春秋时的中国气象万千，对于用脚投票、四散奔逃者，各国政府见怪不怪，除了瓜分他们的财产外并不追捕。对于逃到本国的人，即使不殷勤接待，至少也不搞现代国家的遣返。此时政治松弛，邦国林立，由于有“市场政治”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各国民众在用脚投票方面的确是收获了前所未有也后所未有的自由。之所以说“后所未有”，是因为秦汉以后天下一统，社会被严格的户籍制度所控制。从今往后，社会成员没有得到政府许可，取得合法手续，私自脱离户籍的迁移都将被视为犯罪。
除了上述逃亡的原因以外，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民出乡村同样得益于当时渐成气象的城市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费孝通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江村经济》一书中谈到，此前一二十年，上海附近的城市机缫丝业的发展极快，城市工业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江村周围的蚕丝厂也是遍地开花，许多女青年被吸收到工厂里做工，江村1625岁的女青年共有106名，“80％以上现在村外的工厂或在合作工厂工作。她们就是新的挣工资的人”。
每当我重读《江村经济》里的这些段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似曾相识的场景，难免会想起无以数计与小堡村村民一样满身力气的男男女女，他们因为中国城乡分治这一基本国策几十年不许外迁或打工，尽做“帝国稻草人”；而且，同样是他们，见证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民工潮像民国初期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卷土重来。这种“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折腾，又怎能不给人一种光阴虚掷、今夕何夕的历史悲情？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溯到更遥远的年代，无论农民所为何由走出乡村，最真实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每个人都有逃避灾祸、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而且，他们也有这方面的动力。正是这些权利的保守以及这些动力的驱使，使他们从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里走出来。不幸是，曾经冷暖自知、谋生天涯的背井离乡，在极端的时代竟然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而这种权利，在新中国建国之初是得到宪法保障的。
户籍戒严
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然而，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连续颁发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这意味着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相关规定，实行城乡的隔离与分治。到1975年，宪法正式取消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此后便一直没有恢复。简单说，几代中国人的这项宪法权利和农民获得的土地所有权一样，变戏法般给变没了。
至于这一政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发展经济、稳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或为实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乌托邦梦想。如有分析所指出，与西方国家先发展轻工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再逐渐投资到重工业的发展模式不同的是，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客观使得轻工业没有为重工业提供积累的机会”，只能通过“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让他动弹不得，永远种粮食这种方式来实现资金积累”，从而演变为一场对农民的“掠夺”。对此，在1953年9月11日的全国政协常委会第49次扩大会议上，时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漱溟直言不讳：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4。 为什么是土地拥有农民？（5）
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以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