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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全民动员对日作战，面对中国国力与军力无法抗衡日本之事实，“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并在4月16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46号）发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在这里，胡适秉持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决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胡适说，“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在胡适看来，那种不顾现在的长远打算显然是靠不住的。
对此，董时进随后在《我们最多只有两条路》（《独立评论》第48期）一文中有所辩解，“诚惶诚恐向他（胡适）老人家告罪”，并批评“胡先生是断章取义”。董时进称自己只是反对不战先降，即使打败也要给日本人一些创伤。“我说反正不御外便要起内战，何如一致为国牺牲。”“世界断没有本人不好好抵抗，而旁人会代出死力的。”“我的那番话，或者可以说是一些伤心话，或愤慨话，但绝非丧心话。”而且，编辑按语也说董是“一字一泪”。不过，虽然被胡适当头棒喝，董时进不但不恨胡适，“反而觉得他天真得烂漫可爱。要是看见那番话，（而没了解真意）还不生气，那真是没良心了。”
对于这段公案，我后来找到董时进在美国的儿子董保中老先生，他的观点是“我站在胡适一边”。
二是董时进反对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政策。1950年前后，正当费孝通在复刊后的《观察》杂志上给知识分子做思想工作，强调“不改造就落后”（《观察》，1950年2月1日）的时候，董时进却在给毛泽东写公开信《董时进上毛主席书》，并且自费铅印，四处散发。即使不去通读该信全文，透过那些“供批判用”的文章，尚可以零星看到董时进当年有着怎样的主张。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3。 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12）
1950年4月16日出版的《观察》里有一篇没有署名的批判文章——《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该文称，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该文即系该次座谈的记录摘要。
董时进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认为：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
……
当这个腐烂了的地主阶级，将被从他们封建宝座上拉下来的时候，自然要拼死挣扎的。董时进的上书，就是这种挣扎的呼声，里面有恐吓、有诡辩、有哀鸣、有欺骗，总之应有尽有，归结到底还是一个，请毛主席恩典恩典，不要进行土地改革。
……
过去在国民党统治下他（董时进）与我们争论时，始终是反对土地改革，主张地主土地私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解放以后，却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还说什么暂不要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等将来再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从上面这些批判内容可以看出，董时进当时主要是从自由契约的角度反对当年的土地改革；董时进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不是“地主剥削”，而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是依靠政权和军队的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而“主张国家应向地主收买土地分配给农民”，也表明董时进并不认同既有土地分配事实，并希望政府能以一种和平的、基于利益赎买的“经济土改”（如台湾随后进行的第一次土改）取代流血的“政治土改”。
在1949年12月间寄出的这封信里，董时进向毛泽东提出，“大战以后，开国之初，最急之务莫如安定秩序，医治疮痍，使人民休养生息，不宜再有摇动人心之举。”而不是让有地者惶惶不安的土改。更何况，基于此前共产党屡次声明保护私有财产，“若是无故夺去一部分无辜人民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与中共保护私有财产之声明不合”。在后来的书中，董时进谈到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思考信中的内容，同时不无感叹地谈到这封信的石沉大海——“不记得是过一天或两天，报上就发表了他（毛泽东）已抵莫斯科的消息。他这一去差不多就是两个月，耽搁了两个月回来，政务丛集。哪里还有工夫来理会我那一封早成明日黄花的旧函。”
三是组建中国农民党。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政党发展的高潮。在众多小党派中，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中国农民党于1947年5月12日在上海成立，董时进当选为主席。关于建党宗旨，董在成立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释：“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在经济方面，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以谋求同城市平衡发展。
中国农民党在国民党时期的活动一度转为地下。1949年，由于董时进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高潮时反对土改，“使农民党成了地主党”。迫于形势，同年6月25日，中国农民党在北平发表《中国农民党为停止党务活动致力生产建设宣言》，随后解散。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3。 为什么不是农民拥有土地？（13）
中国农民党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这个人数在现在看的确有点寒碜。真正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却会对此不以为意。在政党林立的民主国家，党员数量通常也并不多。比如，2008年法国以拳头和玫瑰为标志的社会党党员人数也不过万，所占比例不及法国总人口的千分之四。
相较于同时代不知所终的知识分子而言，董时进无疑是幸运的。而在他和另外三个胞兄之中，命运最悲惨的是四弟董时光。五十年代初，被美国当局以亲华之罪名驱逐出境，回重庆后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然而，在1957年反右时因反对官僚主义而招祸，被划为右派分子。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即《驳斥董时光等右派分子谬论》。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终年48岁。
熟悉反乌托邦小说《1984》的人习惯把1984年称为“奥威尔年”，而董时进家族在“奥威尔年”有两件事值得记载：一是5月13日，曾经翻译过雨果的《九三年》的董时光被正式平反；二是董时进因患肠癌在美病逝。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幸联系到董时进在美国的儿子董保中教授，他已年届八旬。以下内容根据我们的聊天记录整理而成，读者可以借此简单了解董时进当年的理想与生活。
我父亲是1950年（大概是八九月）离开大陆的。乘火车自上海经深圳到了香港。离开大陆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共产党不接受他领导的农民党，因为共产党此时代表了农民，而农民党因为我父亲帮地主说话反倒成了地主党；二是他不同意毛泽东的土改政策，给毛泽东写那封信后受到了很多批评（可我不记得我父亲受了批判）；三是他已经感受到了解放后他最不愿看到的一些情况正在发生。我父亲没去台湾，因为他不是国民党，而且在香港属于“第三势力”的人士比较多，说话、谈论都比较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