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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自序 我的村庄我的国（1）
还是从十年前说起吧。2001年春节，我回江西老家过年。基于岁尾年关的一些观察与感悟，以及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我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田野调查，浮光掠影地讲述了当地农民几十年来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变迁。这些文字随后发表在《南风窗》上。
之所以有此文章，得益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因为偶然发现当时的《南风窗》上有不少关于中国底层社会的调查与评论，这些鲜活且有责任感的文字不仅让我的世界豁然开朗，也让我羞愧——同样是“提着笔杆子进城”的有志青年，为什么我在自己工作的报社一直碌碌无为，渐渐忘记了自己最热爱的乡土，忘记了故乡的那些人和事？二是受到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启发。准确说，不是因为书中的观点，而是因为书的名字。
我说“黄河边的中国”打动了我，并非我想照葫芦画瓢，由此炮制出一个“长江边的中国”来，而是说它让我相信：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时代影响又被时代忽略了的国度，一个在大历史中气若游丝的小局部。
（一）
时常有人会问，为什么你能够平心静气地去做一些事情？对此，我着实没有太多感悟。如果非要说明，无外乎两点：一是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种过庄稼，尤其能体会什么是“要那么收获，先那么栽”（胡适语），所以多年来我能够像我的农民父亲一样本分，凡事尽职尽责；二是我同时坚持了一个原则，即在什么年龄做什么年龄最重要的事情，非你不可的事情。
具体到这本书，回到我的本乡本土去记录一个村庄的命运，由此省思这个国家一个世纪以来的波折，既是我的夙愿，也是我应有的担负。任何人都可以思考中国的前途，但没有人能代替我回到这个毫不起眼的小村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村庄是为我而存在的。几十年来，我熟悉这里的一切，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它，更有热情去记录它。有时候，“舍我其谁”未必需要多大勇气，你只是在做一件非你完成不可的事情。而且，我相信我回忆的激情同样只能通过写作平息。
至于这个村庄，姑且叫小堡村吧，它地处三乡交界，就行政地理而言，差不多是中国最偏僻的地方。记录这样一个村庄，有时候我也难免会打退堂鼓。在中国无比广袤的乡村，它既不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富得流油”，可以成为人们解剖时代进步的一个标杆，也不像河南上蔡县的一些村庄那样“穷得流血”，许多农民因为“血浆经济”染上了艾滋病——否则，我一定会像陈为军那样拍一部《好死不如赖活着》。甚至，每当我想到夏多布里昂笔下迷人的故乡贡堡、梭罗枕畔云飞雪落的瓦尔登湖时，我偶尔还会因为我的村庄事迹寥寥、乏善可陈而暗自伤感。
不过，这种遗憾转瞬即逝。我虽然不在这个村庄出生，却在那儿度过了童年与少年时期，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乡土人情总算是熟悉。而这些岁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决定了你的人生格调以及对幸福的直接体验。是的，这样一个村庄不足以成为先进或落后的典型，但正是它的平凡打动了我。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这里永远是世界的边缘、新闻的盲点。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人，他们的生命从不被人注意，他们像草木一样见证四季，又似屋檐飘雨，小径风霜，自生自灭。尽管这些人也会迫不得已卷入时代的风潮，然而他们又都是无名氏，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命运，幸与不幸、恩恩怨怨却也总是孤零零的，仿佛与世界无关。他们从不曾在自己所处的时代里呼风唤雨，即使是那彻夜欢笑与啼哭，也难被外人听见。所谓“芸芸众生”，还有比这更具代表性的吗？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自序 我的村庄我的国（2）
在中国浩如星海的无数个自然村里，它不过是卧于万花丛中的一粒微尘。而我，因为曾经在故乡的青山上终日游荡或在田间烈日里辛劳，切身体会了这片土地上的平凡生活，而且至今仍和那里的人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愿意把它当作我观察时代兴衰与人生沉浮的窗口，并相信透过它悄悄然的消长以及时而浮起的喧哗，我更有机会理解这个时代以及深藏其中的土生土长的力量。
完成这一切并不需要什么雄心壮志，我唯一能做与想做的只是和《霍顿与无名氏》里那只天真的小象一样，告诉大家那一粒灰尘里有一群寂寞而鲜活的生命，同时借助我对时代的梳理，还原他们的生活面貌。如果有人像影片中的袋鼠妈妈一样坚持“凡是没看见的就都不存在”，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希望大家在看不见时能够用心去听——并且相信小人物有大命运。
（二）
按照最初的想法，我会从村庄史的角度将那个田野调查继续下去。不过，事情很快有了变化。一方面，在“出国还是下乡”这个问题上我最终选择了赴法留学。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还愿，心想自己迟早还是会回来，若要下乡将来做也不迟。何况，到时候自己更成熟，只会做得更好，于是就这样耽搁了几年。
有些变化则完全在意料之外，那就是回国后我发现自己对记录这个村庄的命运渐渐失去了兴趣。问题并不在于我此后究竟有多繁忙，一切还得从另外两件事说起：
一是上文发表后引来了不少关注，而且很快有几家国外媒体的记者找到了我，要求亲往采访。就像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所说，中国是“记者的天堂”，外国记者想深入中国社会的热情我多半是能理解的，我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给了他们小堡村的地址。
没多久我得到消息，美国《新闻日报》的记者到当地连续做了三天采访。当中国女翻译带着那位金发碧眼，像是从彩电里走出来的美国记者赶到这个村庄采访时，立即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甚至“惊动了市里”，以至于他们最后不得不“落荒而逃”。令人费解的是，那位美国记者在采访村民时竟然将我的那篇文章以及未刊发的素材复印了许多份，逐一送到了每家每户手中。正是这一冒失的举动，让中国的农民伯伯们发现自己并不光荣的辛酸生活被我“曝光”了。尽管我在杂志中隐去了地名和人名，尽管个中悲情故事在当地早已尽人皆知，人人不以为意，但当他们看到白纸黑字时仍旧十分不高兴，有的甚至愤怒至极。
村民们的这些反应并非不能理解，他们有自己的舆论小环境和审丑标准，同时又没有能力把握你在文章中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断章取义也属正常。而被报道对他们来说更意味着种种不确定性，一切足以令他们不安。在此情形下，你不能不通人情地说我是在通过你们的苦难生活为中国农民的命运鼓与呼。即使是出于好意，我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人为这个时代的进步多做牺牲。
一切猝不及防。如果美国记者当时没有复印相关材料满村子找人对号入座，我与村民们的关系至少不会一度弄得这么糟糕。有猎户害怕我“曝光”了他偷猎将会受到惩罚，于是要求我赔偿可能的损失；有村民认为我记了他“旧仇”，要不怎么连外国记者都带来了？甚至有人说为我在村口准备了锄头……而我当时又未在现场，不能向他们好好解释或者补偿他们。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自序 我的村庄我的国（3）
另一方面，似乎我又得感谢来访的美国记者，正是他将我的村庄推进了国际视野。就在我抵达法国没多久，这家美国报纸出版了“中国发展三部曲”的长篇专题，而我的文章《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即是其中《后进的中国》之全貌。几位村民包括我父母阳光满脸的照片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而且，报道还配了一幅只有两个地名的中国地图：一个是标着圆点的北京，一个是标着圆点的我的村庄。不瞒读者，虽然我并不认为北京的分量比我的村庄重——北京是政治意义上的首都，而我的村庄是我的心都——但当我在地图上看到这个村庄与北京平起平坐时，仍然抑制不住内心一点点可怜的虚荣与欢喜。
当然，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如前所述，因为美国记者的鲁莽，使我一时间失去了那些村民们对我的好感。尽管这些乡亲最终会原谅我，但是这次“带路党”的经历使我和我的村子有了一种难以启齿的隔膜。如此横生枝节或多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