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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拆迁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想象不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城建局下文后，正在准备扩建的几家马上停了工，修建好的几家却坚持不自拆。这天下午，黄建成找上门来向他汇报说：“有三家通知拆除的抱成了团，公然与城建局叫板，扬言要与别墅共存亡。”
“这三家中有没有周得财？”
“有。主要是周得财的工作不好做，大家都看着他，他要拆了，其他两户自然也要拆。他要不拆，他们也不拆。我就怕……怕到了拆除的限期后，他们仍然不拆怎么办？”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黄建成呆呆地看着他，好像有点儿不太理解。
“你们过去是怎么动用智慧拆迁穷人的？难倒就不能用那种方式对待富人？”
黄建成这才勉强说：“好的。”
何东阳一看黄建成犹犹豫豫的样子，想起上次周得财来他办公室里发威的事，就怀疑是黄建成唆使的，看他这缩头缩脑的样子，说不准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心一横，便说：“至于你采取什么方式我不管，我要的是结果，限定时间一到，还没有完成任务，你就别来找我了，直接去找孙书记，向他汇报好了。”
看着黄建成无精打采离去的样子，何东阳不觉想起了一幅官场对联——上联：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下联：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和谐社会。这就是官场生态，没有办法，身在其中，谁都有自己的难处。
他刚缓了一口气，电话就响了，一看来电显示是省城的，马上接起了电话，客气地说：“你好。请问你找谁？”
“请问你是何东阳同志吗？”
他一听这说话的口气，又加了“同志”二字，必定是一个大人物，马上说：“我是何东阳，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省纪委的纪长海。”
何东阳一听是省纪委纪书记，马上热情地说：“纪书记好！纪书记打电话来有什么指示？”
“何市长，我不是做什么指示，今天给你打电话，纯粹属于私人通话。是这样的，听说你们政府要对金色花园小区的个别扩建别墅进行拆除，我有个亲戚叫周得财，他的别墅也在拆除之列。昨天他打来电话说，他只在原来的地基上拆了危房，重盖时你们城建部门也没有加以阻止，现在人家盖完装潢好了，人也住进去了，你们却要拆除，这代价未免有些太大了。如果这些损失让他个人全部承担，恐怕有点儿说不过去。你们看看，能不能以罚款的形式做个处理，这样既合乎常情，也不至于让他个人损失太惨重。”
何东阳虽然没有与纪长海正面接触过，但他的声音却非常熟悉，他常在电视上看到他，又听过他做的党员干部如何反腐倡廉的电视讲话。现在，就是这个大人物，却为他的混账亲戚说情，不知是他在玩弄现实，还是现实在嘲笑他。他明白，面对这样的大人物，你只能迂回，决不能当面拒绝。等他的话讲完了，何东阳便接了话说：“是是是，纪书记说得有道理，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周得财是您的亲戚，要是知道，也不至于把事情搞得这么被动。这个拆除的决定是市委常委会决定的，您也知道，我只不过是一个副市长，上面怎么要求我就怎么去执行，决定权还是在市委那边。不过，请纪书记放心，您说的话，我一定转告给孙书记。”
“何市长客气了，至于是不是我的亲戚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一定要掌握好行政执法这个度，我是搞纪检工作的，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有时候，这个度把握不好，可能就会将一个干部的前途断送了。所以呀，我们在依法行政的时候，还是要以和谐为主，以经济发展为主，不要人为地将问题扩大化，造成人为的矛盾，你说我说得对吗？”
何东阳听出了他的话中之意，虽然在心里极为反感这种暗示性的威胁，但嘴上却非常恭敬地说：“对对对！书记说得对。”
“当然，我这样说不是干涉你们地方常委和政府的工作，主要是说，有了问题，或者是决策上出现了偏差后，要注意及时纠正，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至于正权同志那里，我已经打电话说了，他说你在电视上、报纸上把话说出去了，恐怕难以收场。我说有什么不好收场的，不能只顾个人的脸面，非要把事情推上极端，那就不好了。”
“谢谢纪书记的批评指导，我们一定注意改正。”
挂了电话，何东阳虚汗淋漓，他本想耍个滑头，把责任推到市委，没想到孙正权比他更滑，早就把难题交到了他这边，而纪长海更是老谋深算，亮出了所有的底牌，逼着他不得不就此收场。他仿佛被一种强大的气场所包围，在这种气场里，他几乎被压得透不过气来。
纪长海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是搞纪检工作的，如果把握不好度，可能会将一些干部的前程断送掉。他知道，经纪长海这样一打招呼，如果再一意孤行，必然会引起后遗症，搞不好，他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就此放手，实在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会失信于民，很快就会像汶川大地震中的“范跑跑”一样，成为大家嘲笑和谴责的对象。
他决定去找孙正权，听听他的意见。
一路上他都想好了，如果孙正权退缩了，要他放弃，他只能借坡下驴，拿市委的决定来做对外舆论的挡箭牌。如果孙正权还要他继续坚持，那他只能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要是纪长海怪罪下来，他仍然会把市委的决定拿来当挡箭牌。身处夹缝中的他别无选择，也无法一意孤行，他只有按市委一把手的指令去办事。
敲开了孙正权的门，孙正权向他招了一下手说：“我正准备打电话给你，没想到你就来了。坐，坐下来再说吧。”
他坐在孙正权对面的椅子上说：“书记找我有什么指示？”
“你先说吧，你找我是什么事？”说着，给何东阳递了一支烟，自己也点了支。
何东阳觉得孙正权好像已经知道了纪长海给他打过电话，便说：“刚才省纪委纪书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给我讲了一大堆道理，并说周得财是他的亲戚，让我们变通一下，适当地作个处理，罚点儿款就行了。并让我们在行政执法上掌握好度，不要人为地扩大矛盾。”
“你是怎么认为的？”
他没想到孙正权一脚就把球踢到了自己的怀里，真是高手，让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如果说纪长海说得对，那无疑是否定了市委的工作，让孙正权误认为自己有什么把柄被纪委抓到了手，才那么怕他。如果否定纪长海的观点，会不会引起孙正权的不高兴？他略一思忖，只好实话实说：“按说，上级领导不应该干涉地方常委和政府的工作，至于违章建筑的拆除问题，也不是我们哪一个人说的，是市委常委会议的决定，我觉得拆除违章建筑，依法行政没有什么错，不能因为我们触犯他的亲戚的利益，就说我们没有掌握好度。”
孙正权点了点头，又问：“那你是怎么回答他的？”
何东阳心里一虚，说：“我说这是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我只是一个执行者，无权改变。”
孙正权“哦”了一声，才说：“你说得没错，这是我们市委常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不过，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想，纪书记的话也有道理。东阳，不知你想过没有？我们抛开周得财的事不谈，单就这违章建筑而言，他们在拆旧盖新的时候，我们的行政执法人员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当时怎么就不加以制止，不向他们讲清楚事情的后果？他们叮叮哐哐搞了几个月，我们的城建部门不声不响地给予了默许，等人家盖起来了，住进去了，听到网友一煽动，政府部门立即回头去拆除。真的拆除了，让一个家庭去承担那样大的风险是不是太过了？我们城建部门在平时的监管上有没有责任？如果有责任，又要承担多少？不瞒你说，纪书记也给我打过电话，我一直在认真反思，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决定过于草率和不够理性？”
何东阳一听，就知道孙正权有了倾向性，他已经被纪长海的观点同化了，如果按这种观点推理下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