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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向母亲再坚持一下呢。
日期：2008318 13：49：14
不过更让我痛心的事情紧接着就来了。那天晚上，由于座了一天火车，疲劳的我早早就睡着了。为了防范那些陌生的室友，我特意把装有钱包和挂这寻呼机的裤子压在了自己枕头底下。不知道睡了多久，我感觉好象有人在床边推我，但又好象是在做梦。于是我翻了个身，但并没有睁开眼睛——我实在太疲劳，太缺觉了。这个时候身边一个人说话了：“凌晨要起来座车让服务员来叫的那个是你吧？”我在半梦半醒的中明白他们是叫错人了。这让我对这个打扰了我美梦的服务员很是不满。我连眼睛都没睁就不耐烦的说了一句：“不是！”于是翻个身继续睡。
直到第二天早上起床穿裤子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本挂在套子里的传呼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滑落了出来，只有链子还连在裤子上，我楞了一下，但又马上打消了自己的疑虑，继续穿裤子。但我把衣服全部穿好了之后往裤子口袋里一摸，才发现钱包没有了。我翻开枕头检查。枕头下面空空的。我俯身往床下看，床下也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时候，住在离我相隔一个床铺的人也开始大叫，我身份证没了。这才一下子让我明白了，昨天晚上我遇到的压根就不是什么旅店的服务员，是小偷。他们先是在我枕头底下摸走了我的钱包，然后又看上了我的寻呼机，结果他们把寻呼从套子里取出来后没想到还有一个链子连在裤子上，于是动作有点大的他就把我吵醒了，我翻了个身。这让他吓了一大跳，但是智商在200以上的他说出了那句让我连眼睛都不睁开就转身睡去的话——“凌晨要起来座车让服务员来叫的那个是你吧？”
日期：2008318 15：08：48
我靠，我的钱真的被人偷了，而且还不是个小数目——800多元，幸好，我出门的时候父母特意交代我钱要分开放，于是藏在我内衣口袋里的1000块钱和车票还在。那天我找到了旅社的服务员，服务员是一个40多岁的语速很快的中年妇女，在我述说完一切后，她说：“你是学生么？”我说：“是啊？”她说：“是学生怎么还抽烟啊？学生怎么还带传呼机啊？”妈的，这些问题干她啥事？但在传统道德面前，我还真的一时语塞。于是她又开始做我的思想工作，她说：“我们这个旅店开了多少年了也没丢过东西，你要真说你丢了东西那我就只有报案了，但一会警察来了你自己说清楚哦，报假案是要负责的！”
那一天，我真的被这个服务员做通了思想工作。我选择自认倒霉了。一是我买的去东洲的车上午10：00就要开了。即便是报警，警察能不能在10：00之前来都是个问题。二是我已经不是学生了，我说了慌，不知道这算不算报假案，我真担心像在通河一样再被关起来，那我就是他妈的名副其实的二进宫了。三是即便上述问题都不存在，警察也肯帮忙破案，但小偷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抓到的。我怎么办，我总不能在河滨等吧，如果小偷一直抓不到呢？所以我终归是要走的。于是能选择的只有自认倒霉了。我对这个选择到现在也不后悔。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唯一途径！
但我后悔当年在那服务员吓唬我的时候我表现的太过于软弱，我猜想发生了这种事，如果被她们领导发现她一定会受处分的。但老练的她知道住在这种旅店的都是社会的底层，她也知道对强权需要献媚，对弱者就要恐吓。事实证明，她的选择是对的。
我不清楚10年的时间里她想没想起过这件事？如果想起过又产没产生过愧疚？我最担心的是，她把这一切看成是自己的聪明，甚至是向别人炫耀的资本。
日期：2008319 9：11：05
生命的意义很多时候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因为那一年丢失的800元人民币开始改变了我的生活，至少改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它让我发觉我的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宽裕，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一个大老爷们天天无所事事的呆在家里确实有点不象话。但面对已经有些令我恐惧的世界，我还是没有十足的勇气走出去，于是我选择了去报社实习，而不是去到外面找工作来养家糊口。
我那年实习的报纸叫《东洲商报》，属于东洲《大炮报》、《东周晚报》外的第三大报纸。当然，能进来实习也不容易。那是洁婷用两个大西瓜和一蓝水果从当年给我们上过课的一个东洲大学老教授那儿争取来的。那个老教授60多岁了，个子不高，讲课的时候中气很足，给人感觉很威严，很正派，但课余时间却老爱找女生聊学术问题。这让我很对他鄙视。因此我其实是很拒绝洁婷去求他的，一是我觉得洁婷去存在些许不安全因素。二是我认为学术上的卓越不能掩盖人格上的短板，我们完全没必要对人格的侏儒去低三下四。但洁婷说她不是高尚的人，她是市井小民。于是她这个市井小民就为我这个人格巨人去办事了。这一度让我很不快，总有一种牺牲自己女人色相为自己谋利的感觉。洁婷为了打消我这种疑虑，特意那天约了肖媛一起去。老教授很爱护学生，当场给他在《东周商报》当年的学生写了条子，事情就这么办成了，期间没有任何图谋不轨的行为。这证明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老去臆想这个世界，有些时候，这个世界也很单纯，也很美丽。
日期：2008319 9：55：29
老教授当年的学生那时已经是报社的部门主任，可能是教授介绍来实习的人太多了，但他又不好意思不给面子。因此那天拿着条子找他的我并不很受他的欢迎。他把我随意的带到了一个办公室，说：“你就在这个部门吧”。我描了一眼门上挂的牌子——社会新闻部。要命的是，主任在把我领到这间办公室后就抬腿走人了，没跟任何人交代任何一句话，这就让我成了爹不疼娘不爱的孩子。老师们（当年我们对正式记者的尊称）一个个忙着自己的东西，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也没人主动会找我搭话，我成了这个空间中多余的人。这让我刚到那里的时候很是感到郁闷。晚上的时候，我把这种郁闷说给洁婷听，洁婷说：“没啥郁闷的，好多人到那一个礼拜都干座着——再说，你哪能等老师接近你啊，你要主动接近老师。”我说：“那不是成了留须拍马了么？想想自己变成这样的人就恶心。” 洁婷怪怪的看了一下我说：“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这叫懂事，这叫有礼貌！像你那样人家老师还以为你高傲呢，你来实习的你傲什么啊？谁愿意带你啊！” 洁婷的这番话把我说的有点恼火了，我说出了精神世界豪情万丈，现实社会一无是处的一句话：“不带就不带！”
上帝在听到我的这句话的时候动了恻隐之心，他想，还是帮这个孩子实现这么有志气的愿望吧。因此，我在《东洲商报》实习的前半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个老师带我出去过。
日期：2008319 11：21：59
半个月后，残酷的现实让我必须自己恶心一下自己了——我买了一包当时算很好的《金芒果》香烟。在办公室里瞎转悠，等待着合适的时机的来临，好掏出来给两个男老师打支香烟，这时机要把握的好，要自然，不能显得做作。我等啊等，那时机却一直等不来——今天看起来十分容易的一件事情在当时却费了好大劲才做出来，我颤颤微微的拿出两支香烟，说：“老师抽烟，老师抽烟”。那场面连我自己都觉得不自然。不过那两支香烟确实还是起了作用，其中的一个男老师说：“小林，现在哪个老师带你啊？看你天天在这坐着的”。我说：“主任没给我指定哪个老师啊，就让我到咱们这个部实习。”那个老师说：“噢，没老师带就不好办哦。”我不知道怎么去接话，想了一下，也没想出怎么接。于是那支香烟的作用就这样发挥完了。晚上回家的时候，我跟洁婷说：“我不想去了。” 洁婷这时候显示出了女人的坚毅，她说：“你不去我也没意见，但，涛，我觉得你的生活过得太顺了，你从小到大基本都没遇到什么沟坎，我觉得有点小磨难对你来说也是好事，没有人能顺一辈子啊？” 洁婷的这番话让我做为一个男人很无地自容。于是再思考了一夜后我还是决定坚持下去。
不过那一夜我在做出这个决定前还想了很多问题。我在想我是怎么从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变成现在呆傻痴蔫的。是因为我生长在农村见的世面太少么？好象不是，农村出来的也有很多人很活络啊。是时间和环境开始把我的菱角磨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