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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说它死了，你要我们丢到河里去。”
“那是我说错了。”
“喇嘛，你是佛，你怎么会说错呢？”
喇嘛闹拉诚实地说：“为什么不能说错？在这个世上，人的错误不少，佛的错误也不少。法力比我高的人出现了，一比较就把我比错了。”
鹫娃觉得这话是闻所未闻的，一时不知道再问什么好了。
喇嘛闹拉说：“有些人叫佛，有些人不叫佛，很多时候，不叫佛的比叫佛的更是佛。你信的是真佛，真佛不叫佛，叫什么呢？叫救苦救难。现如今，叫佛的都不能救苦救难，能救苦救难的都不叫佛。不是谁会念经谁就是佛。河里淌的是水，哗啦啦，哗啦啦；雪山上的冰一点声响都没有，难道就不是水了？打雷闪电的是云彩，静静飘动的也是云彩，都在天上，都是佛。地上需要雨的时候要雨佛，地上需要阳光的时候要阳光佛。如今你跪在我面前恨不得把头磕烂，受头的是佛，磕头的也是佛。佛啊，起来吧，回去吧。你今天来对了，从此你就不用再来见我了。我呀，我是一个光会念经的佛。光会念经的佛是最没有本事的佛。佛的错误，都是念经念多了才犯下的，但我当着僧众的面，又不能不念经，所以你就叫我错佛。”
鹫娃心情沉重地离开了麦玛寺，一路念叨：佛怎么会错？佛怎么会错？
这天晚上，我跟鹫娃发生了一次彼此伤害很深的冲突。
虽然父母来到了麦玛镇，我却仍然住在鹫娃家，因为小藏羹斯巴必须待在鹫娃的房间里。鹫娃说他从麦玛寺出来时，碰到了斯巴的原主人。他问道你叫什么？斯巴的原主人说我叫贝囊。他又问你为什么叫贝囊，听说贝囊地方有文成公主庙，你是公主庙附近出生的吗？贝囊说噢呀，又说这些日子他天天来寺里磕头，乞求神佛保佑他的小藏獒不要因为主人的一刀而死掉。
我听了很不高兴，红着脸质问道：“你为什么要跟他说话？为什么见了面不把他揍一顿？”
鹫娃奇怪地反问：“我为什么要把他揍一顿？”
“他捅了斯巴一刀，就应该狠狠地揍，往死里揍。”
“你就知道揍，有本事你去揍吧。”
“你当然不心疼斯巴，斯巴不是你养的。”
鹫娃大声反驳道：“别忘了斯巴是贝囊的藏獒，就算贝囊杀了斯巴，也跟主人杀了自己的牛羊是一个样子的。他有这个权利，与你有什么关系？”
我恼火地说：“谁说斯巴是贝囊的藏獒，贝囊的藏獒叫贝囊杀死啦。我父母救活了斯巴，它就再也不是贝囊的藏獒啦。你又不是瞎子你没看见吗？”
鹫娃显得更恼火：“斯巴是你偷来的，你这个贼快去把斯巴还给贝囊。你要是不还，我就去还。”
我没想到鹫娃会这么说，一下子戳到了我的痛处。我是一个讳疾忌医的人，我偷了小藏獒就绝对忌讳别人说我是贼。我说：“畜生才是贼，我不是贼。斯巴是我养大的，谁要是还给贝囊，我就跟谁拼命。”
鹫娃吼起来：“我现在就去还，我等着你跟我拼命呢。”
后来我意识到，此刻的鹫娃一定是一种宣泄。
他宣泄的是喇嘛闹拉带给他的失望，他在感情上决不允许自己对佛失望，但又不得不失望。他因失望而怨恨，怨恨我和我的父母，无理地认为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出现才让他如此郁闷。郁闷的背后却是一种格外清晰的怀疑。这怀疑大步走来，让他一直以来的坚信陡然出现在临界点上。难道喇嘛闹拉说对了：他就是一个光会念经的最没有本事的错佛？喇嘛闹拉，他的偶像！他的神抵，给了他迄今为止最为残酷的打击。他要回击，又不能冲着喇嘛闹拉，只好冲着我了。
鹫娃抱起斯巴朝外走去。我扑过去抱住了他。他说：“放手，放手。我告诉你，贝囊是佛菩萨的信徒，一个信徒是不会放弃他的藏獒的。藏獒是他的护法神，必须还给他。”他编造出护法神来对付我这个不信佛的人，我就更要死死抱住不放了。他又说：“你还在上学你在哪里养？反正我们家是养不了啦，我们家不是贼窝子。”说罢，身子抖了几下，把我摔倒在地上。
等我爬起来时，鹫娃已经冲向了门外的夜色，只听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从院门外的马路上传来。他在奔跑，以为我会追上去。但我没有追，我知道已经追不回来了，小藏獒斯巴注定要离开我了——如果没有鹫娃的庇护，偷来的藏獒怎么还能属于我呢？我在愤恨之中来到平房门口，手脚并用摧毁了当初鸳娃搭起来的那个狗窝，然后抄起作为狗窝脊梁的一根木棍，在鹫娃的平房里一阵乱砸。好像这是我自己的家，我有权利这样发泄。
我砸毁了桌上的碗盏！佛完前的供品！悬顶的电灯，房子里顿时一片黑暗。我挥动胳膊，让木棍在黑暗中飞翔，一抬头，看见门外的月光下，伫立着鹫娃的阿爸和阿妈！姐姐和妹妹。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想过来劝阻又不敢，只好面面相觑着互相询问：色钦这是怎么啦？我猛然意识到我在这里不过是一个白住白用的寄居者，我在疯狂地损坏别人的东西。
我害怕他们会扑过来打我，或者抓住我让我赔偿毁掉的东西，丢下木棍就往外跑。我跑出院门，沿着马路跑出去很远，然后停下来，号陶大哭。
这一夜，我没有回到蟹娃家，也没有去寻找住在州府招待所的父母。我在麦玛镇的马路上溜达，累了就蜷缩到一家店铺的门口，打了几个哈欠，便睡着了。醒来时已经天亮，我看到我身上盖着鹫娃的皮袍，看到鹫娃站在五十米远的地方。我知道他一直跟着我，在暗中保护我，但我不领他的情。比起他送走斯巴的举动，这样的关心算得了什么，抵消不了的。
我掀开皮袍，扔到地下，起身离开了。
2
从此我和鹫娃断绝了来往。我不想搭理他，即使面对面相逢，我也会勾下头去，匆匆而过。这一方面是我对鹫娃把斯巴还给贝囊记恨在心，无法释怀，一方面是鹫娃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鹫娃不再是住校生的管理员，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藏语老师，他当官了，变成教务处副主任了。一个普通学生和学校官员的距离，那是很长很长的。而对我来说，生活的主要内容便是思念失去的斯巴。
很长一段时间，放学以后我常去贝囊家的院门口徘徊，希望斯巴能从院门里跑出来。但那院门从来就是紧闭着的，走近了从门缝里窥探，什么也看不到。
有一次我在他家墙外垒了好多石头，踩上去爬上了三米多高的墙，墙的一部分是院墙，一部分是房屋的后墙。我沿着墙头走过去，踏上房屋的平顶，向前几步，正要往下看，就听轰的一声响，一只壮实而黑亮的藏獒从平顶那头碉楼二层的护栏边跑了过来。我转身就跑，哪里跑得及，刚到平顶的边缘，还没踩上墙头，黑藏獒就咬住了我的裤子。我想摆脱它，往后一退，站立不稳，掉了下去。世啦一声，裤子扯破了，我掉进了墙外的水沟。水沟里没有水，堆积着厚实的腐草，仿佛是专门为我铺垫好的。我完好无损，爬起来往前跑，跑出去很远，还能听到黑藏獒的怒吼。我很伤心，看黑藏獒的样子，很可能就是小藏獒斯巴的阿妈。我心说斯巴，你为什么不告诉你阿妈，我养了你那么久，我对你那么好。我不过是想看看你，你阿妈却恶狠狠地扑过来咬我。这么想着，我就哭了。
再也没有去过贝囊家的院门外，我放弃了看看斯巴的念头，没精打采地过着乏味的住校生活。很快过去了一个学期，初中三年级时，从麦玛二中转来了几乎一个班的藏族住校生，他们都是青果阿妈草原乡以下基层干部的孩子，因为基本不会说汉语，就转学到了我们一中。我们一中是双语教学的典范，几乎所有学生都是既会藏语又能汉语的，让他们来就是想让他们跟一中学生混搭在一起，便于学习汉语。已经由教务处副主任升成主任的鹫娃在学生大会上宜布这事时用了一个“文革”期间的流行词“一帮一，一对红”。他说：“红是什么，红就是十分的好！非常的好！
相当的好。我们的藏民娃娃要把汉语说得跟汉民娃娃一样好，这就是红。”一个帮一个，就是结成对子，座位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课外活动在一起，睡觉在一起。当然除了我，我不能跟我的对子睡觉在一起，因为她是个姑娘。
口份医i基本都是男的对男的！女的对女的，为什么要给我对一个女的？我想问问老师，又觉得这个问题太古怪。老师要是问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
也许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