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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电话铃又响了。
“这个忙看来你还是非帮不可。我这里接待了一位女同胞，他丈夫在美国遭到陷害，被捕入狱，需要法律帮助，我们不能不管。可我又不认识美国律师，而且我知道在美国请律师需要很多钱，谁能请得起。你在美国留过学，会英语，懂美国法律，……”
“不，不，我真的不懂，我到美国只不过是玩儿了一圈，瞎混了一年，还没有找着北呢就回来了。我不是不帮忙，确实是难以胜任。”
“你就别推辞了。”
“——好吧，让我先见见这位当事人再说。”
她，三十五、六岁，长得端庄而质朴，一身职业妇女的装束。说起话来沉稳而坚毅，又不失成熟和自信。
她递给我她丈夫写给她的三封信。信纸上的字迹密密麻麻，看样子是为了节省信纸，避免超重。第一封信的前两句话写到：“此时我非常想念远在地球另一半的你。先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我和老傅遭人陷害，已身陷囹圄。我非常愤怒，我们绝对是清白的、无辜的，绝对不会作违反法律的事。”另一封像是公开信。信的第一句写着：“所谓我王诚勇贩卖人体器官一案，完全是一个政治阴谋、政治骗局。我现在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大家。”
信的内容很长，我无心让她等我仔细的看完信，就对她说：“你先把情况谈一谈吧。”我一边听着她的诉说，一边翻看着信件。
落入圈套王诚勇于1983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毕业后到陕西省检察院工作。1989年为支援海南调到海南省检察院分院工作，任民事检察处副处长。他一直工作努力，曾多次立功受奖，1996年还被评为全国五千杰出青年之一。但是由于复杂的人事关系，他在1995年的一次正处长的竞选中意外落选。这对于一直雄心勃勃、争强好胜的他，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眼看着仕途无望，他心灰意懒。于是在1996年8月辞去了检察院的工作，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想多挣点钱。当时海南的经济正因治理整顿而陷入低潮，半年的时间里，他无案可办，无钱可挣。这时他又萌生了出国镀金闯天下的念头，想到美国拿个洋学位回来，到时候路就宽了。1997年5月8日，他和妻子以商务考察的身份到了美国，住在纽约的华人聚居区——皇后区法拉盛。
光阴似箭，两个月的签证期一晃就要到了。回国吗？当然不能。他们狠心撇下刚刚一岁多的孩子来到地球的另一面，并不是来度假、旅游、散心的。但是，找机会上学也好，找机会挣钱也好，必须先想办法解决身份问题，在美国合法的呆下来。
一天，他们在街上偶然见到了一家叫“和顺发出国人员服务中心”的店面。想起令他们头疼的签证问题，不由得推开了写着对中国人来说很吉利的 “和顺发”三个字的那扇玻璃门。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台湾人，中文名叫蔡宽雄，英文叫弗兰克。他们向蔡宽雄说明了来意，请他帮助办理B1商务签证的延期手续。蔡宽雄向他们拍了胸脯：“我的合伙人是位很有名的白人律师，叫瑞保罗，与移民局的关系很熟。你们的事没问题，保证能办成，而且时间短，费用低。”说着接通了瑞保罗的电话。话筒里传来了浑厚的男低音。他汉语说得很地道。保罗答应接这个案子，并建议他们接着就办“绿卡”，价格优惠。
于是，他们在6月10日与“和顺发”的蔡宽雄签订了协议书。协议书是王诚勇起草的。从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他不愧是吃法律这碗饭的，协议的条文对他很有利。双方约定，“和顺发”为王诚勇夫妇办理签证延期，直到取得“绿卡”，所有费用一万美元，先期支付一千美元，“绿卡”办成后再支付余款。如办不成则扣除基本劳务费二百美元，余款退还。根据蔡宽雄的要求，他们提供了身份证明、简历等各种文件，其中包括王诚勇在检察院时的工作证。通过这些文件，能够知道他在中国当过检察官的身份和经历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
7月6日，保罗忽然传来两页传真要王在上面签字。王诚勇不懂英文，他的妻子在国内是英文教师。妻子看了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份参加“中国民众党”和“太平洋灯塔会”的宣誓词和登记表。宣誓词宣称，“我，自愿加入中国民众党和太平洋灯塔会。我拥护该党和该会推翻中国共 产党，推翻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纲领和基本原则。……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怎么能够没有造物主呢？造物主就是上帝。因为共 产党不接受对上帝的信仰，奉行无神论，所以我反对共 产党在中国土地上继续存在。我们要努力在中国实现宗教自由，使中国人学会享受幸福生活，得到高尚的精神，作为人自尊地生活。……”妻子告诉他，这是个很危险的文件，签不得。
保罗追来一个电话，向他们解释说，这个组织的人员遍布世界各地，中国大陆也有很多成员，势力很大。加入这个组织才可以在短时间内拿到“绿卡”。
王诚勇当然不那么容易上当。他拒绝在文件上签字。他向保罗说，虽然他辞去了公职，但他仍热爱他的祖国，也不反对共 产党，不愿出卖民族利益。宁肯不要“绿卡”，也不会加入这个组织。
保罗变脸了。他威胁王诚勇，“你不签也没有关系，你的签字文样已经在我们手里，可以扫描到我们组织的文件上，然后向公众公布。同时我还要向移民局告发你，说你非法居留，让移民局把你遣送回国。你一回去，共 产党就会抓你坐牢。”王诚勇对保罗的威胁并没有放在心上。还戏谑的说，“行啊，国家领导人的签字你也很容易搞到，你也可以把他们的签字扫描到你们的文件上，说他们也参加了你们的组织，你们的组织不就更壮大了吗！”
过了几天，保罗又打来电话，口气变软了。“那个组织你不想参加就算了，不勉强。”随后保罗说给王诚勇找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是任纽约某大学的亚洲法律问题咨询员，月薪三千美元。后来又说给他找了一份美国联邦法院的工作。王诚勇知道自己是谁，他的签证已经过期，没有工作许可，英语又不通，连生存都有问题，哪有那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保罗说的纯属无稽之谈。
由于王诚勇的岳父岳母身体不好，孩子没有人照看，王诚勇的妻子只好匆匆回国。
几个月过去了，签证延期的事情迟迟没有进展，绿卡的事更是遥遥无期。保罗说，只要把办理签证的申请手续递到移民局，签证过期也没有关系。
眼看签证延期无望，加之妻子已先期回国，王诚勇惶惶不可终日。在美国，不用说生存不容易，就是合法地留下来都非常困难。他也打算打道回府了。
此时，保罗开始和王诚勇商量合伙做海南的咖啡生意，还煞有介事地给他在海南的家寄去了咖啡样品。在他们之间的谈话中，保罗不断强化绿卡的重要性。谁不知道绿卡的重要，但王诚勇深知那是可望不可及的事。后来，保罗又动员王诚勇办理荷兰“绿卡”。他说因为荷兰和美国是互免签证的国家，办了荷兰“绿卡”，与办了美国的“绿卡”是一样的。他又说，要办荷兰“绿卡”，首先要对荷兰的某个机构提供帮助。他还说，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叫阿鲁巴，是荷兰的领地。阿鲁巴的一家医院以做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擅长，每年都要做大量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因此需要大量的人体器官。“你在中国作过检察官，能接触死刑犯。如果你能提供死囚的器官，阿鲁巴医院就可以为你办理荷兰‘绿卡’。”王诚勇的回答是，“我早就离开检察院了，而且这种事情在中国是不允许的。极个别的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批准。这事根本做不成。”“做不成你也要假装能做，先答应他们，他们就会给你办‘绿卡’。等‘绿卡’拿到手，你不为他们做事他们拿你有什么办法？”
王诚勇被说动了。他把已经订好的2月13号的回国机票退了。——13号正好是星期五，他的朋友都说两者碰到一起更不吉利，很多起空难都是这个日子发生的，王诚勇正想换个时间回国。
1998年2月6日，在保罗的安排下，王诚勇与电话那一头自称是阿鲁巴医院的洪主任进行了三方电话交谈。他哪里知道，这次谈话被对方秘密的录了音。
2月12日，保罗发给王诚勇一份传真，通知了他与阿鲁巴医院“洪主任”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2月13日上午十一点，保罗和王诚勇与“洪主任”在纽约市50街的圣卡罗酒店（SAN CARLOS HOTEL）会面。“洪主任”递上他在阿鲁巴医院工作的名片，上面印着他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