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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把洪钟华说愣了，他不敢相信，与会人员也都有些惊讶，议论纷纷，不知道谁冒了一句：“这哪里是吃饭财政，是高消费财政嘛。”
洪钟华抓住了这句话：“说得好，高消费财政，确切，准确。”
受到鼓舞，刚才冒炮的人又加了一句：“维持公务人员的温饱叫吃饭财政，供养公务人员吃喝玩乐、公车私用、工资狂涨还能叫吃饭财政吗？”
这一回洪钟华和与会人员都看清楚了，说话的是市委调研室主任华三八，他爸爸三十八岁才有了他这个儿子，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三八。这人原来是市政法委书记，清明节坐着专车给他爸爸上坟，把一家三口上坟的市民撞成两死一伤，受到了降职处分，到市委调研室当了正处级主任，心里一直忿忿不平，现在是找到了说话的机会。
洪钟华却不管他说这话出于什么目的，借力使力地说：“华主任说得很有道理，欠着人家三顺滩拆迁户的补偿金不给，我们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我提请大家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大家看看我们那些宾馆酒店和高消费场所门口停的公车，再看看上下班时间马路上成群结队跑的公车，一辆比一辆高级，谁还能相信我们铜州市财政居然窘困到政府签的合同都不得不赖账的地步？纳税人缴纳税款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人享受高消费的生活吗？今天会上我希望得出一个结论，三顺滩的群众拆迁补偿金什么时候给人家。”
大家都沉默，财政局长更是低了脑袋好像正在接受批斗。
洪钟华又追问了一句：“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难道继续拖下去？政府耍赖？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如果不能尽快解决，我没办法向省委交代，也没办法向三顺滩的群众交代。”
洪钟华一再提到政府两个字，万鲁生实在坐不住了，开始逼财政局长：“你们财政局还有没有办法？”
财政局长埋了头死不吭声，谁也说不清楚他保持这种姿势是表示低头谢罪，还是要用沉默来对抗领导。
万鲁生说了硬话：“洪书记说得没错，这件事情瞒也瞒不住，老百姓已经当着我们的面捅给了省委张书记，现在省委没有催促我们，那是在对我们听其言观其行呢，我今天表个态，尽快处理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了，我辞职。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在我辞职之前，先要撤了你这个财政局长。”
财政局长的脑袋突然昂了起来，活像为争夺异性打斗的公鸡，梗着脖子涨红了脸对万鲁生说：“你是市长，我是局长，财政局说透了也不过就是市长的钱包，这样吧，你说该怎么办？还有，市长、书记都在场，今年的财政预算也经过市人大审议通过了，人大李主任也在，你们说让我把皮扒了只要能解决问题我马上就扒皮。”
会场如同塞进冰箱的肉汤冷凝成了肉冻，这种场面与会者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小小的正处级局长在会议上公然向书记、市长和人大主任叫板，这既是荒唐的，也是大逆不道的。与会的每一个人既暗暗担心，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又暗暗好奇，想知道事情会以什么结果谢幕。大家都屏声静气，谁也不敢乱说乱动，既怕惹火烧身，又怕错过些微细节。万鲁生让财政局长请示得张口结舌，因为他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跟大多数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一样，已经习惯了发号施令，也已经习惯了下级按照他们的指令跑腿奔波，真正需要他们动脑筋出主意的时候，他们并不比下级高明，自然也拿不出能让下级顺利执行的办法来。
万鲁生让财政局长反问得无可奈何，气急之下说：“我什么事情都能办，还要你这个财政局长干吗？”
财政局长这阵好像吃了大力丸，居然以豁出去了的大无畏精神又一次顶撞万鲁生：“那好办嘛，你把财政局长兼上，或者换个财政局长也行，只要能解决问题，咋办都行。”
万鲁生彻底失败了，他既不可能现在就撤了人家，他没那个权利，也不可能马上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不敢再以市长的身份来训斥人家，因为，蔫叫驴踢死人，他实在把握不住这个平日里蔫头耷脑、老实巴交的财政局长真的被惹急了会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事情让自己这个堂堂市长当众下不来台。
无奈之下，万鲁生起身便走，洪钟华急忙拦他：“老万，别走啊，慢慢商量嘛。”
万鲁生气哼哼地说：“我上厕所。”顺便狠狠瞪了财政局长一眼，拂袖而去。他一走，就把摊子扔给了洪钟华，洪钟华不可能让会议晾在那儿，只好接过了话头。洪钟华倒没像万鲁生那么狼狈，因为这件事情他事先经过了思考，这件事情最终的结局也已经在他心里有了一个规划：尽快筹措资金兑现，至少也要部分兑现市政府的合同承诺，这也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件事情已经闹到了省委张书记面前，靠市委市政府门前的武警和信访接待人员出面已经抵挡不了了，即便三顺滩的拆迁户不再到市府大楼群访，市委市政府也得向上级有个交代。现在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所以洪钟华就跟财政局长商量：“能不能从财政上临时解决一些资金，我也不要求你马上全部解决，起码解决一部分，然后我们再通盘考虑。”
万鲁生不在，财政局长的话也就说得比较敞亮：“洪书记，财政现在盘子很大，一年安排上百个亿，领导一看盘子，总觉得从哪儿挤出一丁半点就能解决三顺滩的问题。拆东墙补西墙谁不会？即便要拆，领导也得说明白到底拆哪一堵墙啊，我们总不能想拆哪里就拆哪里，想往哪里补就往哪里补吧？再说了，现在的财政缺口不光是一个三顺滩的问题，很多安排的大型项目资金缺口也很大，过去我们常说量入为出，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了。很多大型项目说上就上，上马了再命令我们安排资金，比方说那个夜景工程，年初的预算根本就没有列，领导拍拍脑袋突然要上，没有资金领导就硬按着我们的脑袋要钱，下级服从上级，我们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唉，难啊。”
洪钟华问他：“根据合同我们市里还欠三顺滩拆迁户的补偿款到底有多少？”
财政局长说：“这是明账，根据合同金额我们欠人家拆迁补偿金两千多万，其实这件事情洪书记你掌握的还不够透彻，如果仅仅是这两千多万，一次解决不了我们分几次紧紧裤腰带解决，矛盾也不会激化到现在这个地步。关键人家要的不仅仅是拆迁补偿金，人家要的是个住处。当初合同上规定两年后保证让人家全都住进新建的三顺滩居民新区。拆迁户一共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五百多口人，到现在还都住在临时搭盖的周转房里，所谓的三顺滩居民新区到现在刚刚打了个地基，根据工程预算，全部建成要投入一个多亿，我到哪儿弄这一个多亿去？”
洪钟华说：“能不能想别的办法？哪怕是拆东墙补西墙也好，先给人家还上一部分拆迁补偿金，把矛盾缓解一下，明年的财政预算再想办法彻底解决居民新区的建设问题。”
财政局长说：“现在哪儿还有钱？这个季度的行政费用还缺一大块，如果不抓紧，到时候连工资开不出来的可能都有。”
洪钟华实在难以相信财政能紧张到这个程度：“怎么会这样？现在财政收入年年两位数的增长，怎么还会这个样子？”
财政局长说：“‘十五’计划期间，政府公务员年年涨工资，光是工资这一块五年翻了三番，五年前公务员平均工资也不过一千多块钱，现在已经超过两千五百块。还有，接待费用每年增长也是两位数，五年前每年一千多万就能应付了，现在每年没有三千万下不来。公车费用更是连年增长，五年前每年有个两千来万也就能应付了，现在每年少了六千万下不来，这六千来万还不包括司机的工资奖金和补贴。如果算上，光是公车这一块每年怎么说也得一个亿才能保住。办公费增加更加厉害，过去一个干部平均消耗一年不过三五百块，现在每个干部办公成本一年没有三五千块下不来，现在都使用电脑，配置、更新电脑的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