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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遍，是以确信人属于一条流、而目前的生命不过是这条流的一个阶段为基础的；而另一类，我要称之为顺从的智慧，但并不肯定就是一种悲哀的智慧，它是建立在相反的基础上：即意识到这个有限的生命是惟一的生命。这是一种接受的智慧，它是要在目前的生命中，以尽可能少地不合理的、不公正的、不道德的手段进行自我构造，但同时又清楚地知道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插曲。
马蒂厄——现象从本质上说是短暂的，但对它们的本质的认识是不可变的。我认为人能够获得一种智慧、一种完满和一种宁静，它们产生于认识，或是产生于人们所称的精神实现。我相信一旦人们发现了精神的最终本质，这个发现就是非时间性的。在伟大的精神师傅的传记中，常常使我感受深刻的，就是他们都说死亡不造成任何差异。和再生完全一样，死亡对于精神实现不作任何改变。佛教当然赞同那种由众多相继的生存状态构成的连续性的概念，但是真正的精神实现是超越生和死的，这是人们在自身内部实现的不可变的真理，是一种不再受变化（devenir）决定的完满。
让—弗朗索瓦——那好！既然你的假设比我的更为乐观，为了让读者们高兴，我就让你获胜罢了……
哲学家的结论
从这些谈话中我吸取了什么教训？它们给我带来什么？它们启发我产生对于作为智慧的佛教的越来越多的钦佩，以及对于作为形而上学的佛教的越来越多的怀疑。它们也使我隐隐约约地看到对这种学说目前在西方具有的吸引力的一些解释。这首先是因为佛教在生活艺术和道德的领域里填充了由西方哲学的逃脱造成的一个真空。
从公元前六世纪一直到公元十六世纪末，哲学在西方由两个主要分支组成：对于人类生活的引导和对于自然的认识。大约在十七世纪中期，西方哲学对于第一个分支不再感兴趣了，将它抛弃给了宗教，而第二个分支则被科学担负起来了。哲学所剩的仅仅是对于超出自然之物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至少是不肯定的研究。
在希腊哲学的最初时期，理论并不是占优势的。所以，根据赫拉克里特著作片段B40和129，清楚的是，仅仅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并不足以做一个哲人。在这个时代，研究哲学，首先就是成为一个正派人，通过良好生活而达到得救和幸福，同时还通过事例和教导，为那些希望这样的人指出智慧的道路。希腊人根据智慧的实际价值来追求智慧。哲人同时又是良好的、有道德的和办法多的人。这种机敏的洞察力乃是“智者”（sophiste）的突出表现，而智者①这个名词在最初是没有任何贬义的内涵的。在那时，哲学不是众多纪律中的一条，更不是一条管理着其他众多纪律的至高纪律。这是生活手段的一种完全变形（metamorphose integrale）。然而，这一阵地被西方哲学丢弃，而无人继承。佛教在我们的时代占领了这个阵地，由于它在我们中没有遭遇任何的竞争者，这个占领也就更为容易。
①sophiste（智者）一词后来专指诡辩家、诡辩派哲学家。
无疑，从公元前五世纪和前四世纪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土多德开始，理论变得占优势地位，成为智慧的不可缺少的载体和理性证明。认识与智慧从此合而为一，但认识的合法性在于导向智慧，智慧保持着优先。良好的生活存在着，对于真理的认识包含着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且如有必要，还包含着对于可能存在于世界之外的事物的理解。对于真实事物的理性静观与通过智慧而对幸福的获得，这两者的为了正义的结合，在斯多葛学说和伊壁鸠鲁学说中永久地保存着，一直到十七世纪末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得到完成。（我说的是理性静观而不是神秘主义的静观。这是“理论”theorie一词的原始意思。在希腊语中，在柏拉图的著作中，theoria意味着对真实事物的“直接感知”，这与笛卡尔使用的“直觉”intuition一词一样。intuition（直觉）与“预知”（divination）无关，乃是来自拉丁词intueri，即“看”。）
从这时起，“我应该怎样生活？”这个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就被抛弃了。在近代，哲学正渐渐地被缩小为一种理论练习，在这个领域里，尽管有着它的学究式的傲慢，但显然它已不能与科学相抗衡。至于科学，则在它这方面完全独立地得到发展，但它并不建立道德或智慧。人们想尽办法让它就这些话题说的一切都不过是废话，并且每个人都能证明学者们在伦理方面和在政治方面与普通人一样不明智和不谨慎。
政治确切地说从十七世纪开始便成为一些新的重大著作的主题，我们现在的思考仍然在从这些著作中吸取养分。但它也成为有条理思想和统治思想在哲学中的避难所，这个哲学已经辞去了良心导师的职务并且被从它所占据的知识之王的宝座上赶了出去。此后，由于这是它所仅有的一切，正义、幸福和真理在它看来也就成了对完美社会的专制式建设，甚至是极权式建设。它自认为在十九世纪找到了“科学”的依据，这种荒诞的自负，正显示了以装腔作势的科学为依靠的集体强制取代了对于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自主独立的追求。亚里土多德所说的“政治的动物”不再是人类了。这只是一个可怜的猴子，它在死刑威胁下被训练来模仿主人们。我在前面进行的谈话中多次强调指出，我们这个世纪对于那些巨大的政治乌托邦空想有过灾难性的经验，这些空想的崩溃，在我看来，也是当代人重新追求一种个人智慧的原因之一。
对于所谓的科学的依据来说，事实上，弊病并不是哲学在进行着改造社会，因为这从来就是它的权利甚至是它的义务。弊病乃是乌托邦空想。从本质上说，乌托邦空想是以一种完全准备好的、在抽象中的甚至是最微小的细节上都调整好了的、不考虑任何经验材料就设想好了的僵硬模式出现在人类现实面前的。人类现实于是乎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被乌托邦空想推到了与这种模式对抗的角色之中，也就是一个先验的谋叛者和叛徒的角色。然而，佛教教导我们，排斥异己（intolerence）从来就不是善（Bien）的车乘，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道德方面。强制、拉人入教乃至宣传，在这种学说看来，都是应被禁止的。在我们正经历的后极权时代，佛教对于西方人的吸引力的一个补充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毫无疑问，对于古代人来说，政治属于哲学，受着道德与智慧、正义与灵魂安宁的决定，这一切因素相互混合，一直到康德将幸福当成美德的反证。从前苏格拉底时代（l'epoque presocratique）开始，“思想家们所力求满足的需要也被人们感觉为社会需要”①。那种将古代哲人描绘成自私而平静地对于公共事物的烦扰无动于衷的形象是毫无根据的陈词滥调。我在这一系列的谈话中发现具有重要意义的佛教的组成部分之一，正是它的政治投影。这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我认为，这个意义接近于斯多葛派学者们的意义。斯多葛派学者相信一种普通的法则，它既是理性的又是道德的，哲人应当将这种法则内在化，而它在同时，又建立一种“世界的公民性”。这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isme）就字面上说，完善了政治哲学，但它不许可任何的无动于衷，不许可哲人对于他的社会的日常政治有任何的蔑视。“克吕西波斯②学说中的哲人是一个从事行动的人。”厄内斯特·勒南有任何在其《基督教起源史）（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中的一个感人的章节中，为我们再现了在罗马帝国的最文明时代——安托尼努斯时代里，智慧与权力相互结合的方式。他描述了“哲学为改善文明社会所作的努力”。当然，哲人，不论是希腊人还是佛教徒，都应当逃避与我们用当今词汇中形容词“政客的”来痛斥的阴谋诡计任何的牵连。哲人应当遵守怎样的干预程度？这是一个古老的争论。“哲人是不是必须参与政治？”伊壁鸠鲁派学者们回答说：“不，除非他是受到紧急事件的强迫。”斯多葛派学者们则说：“是，除非他是被这样或那样地阻止。”
①米歇尔·福莱德著《希腊智慧》，巴黎，福拉马利翁，一九九六年版。
②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生活于公元前二九○至前二一○年之间。
在这个领域里，与长期以来将佛教描述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