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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淑萍认为父亲的死亡与该院领导管理混乱、只抓政治、轻视业务、态度冷漠、相关医护人员责任心极差、工作严重失职、有关人员医务水平低劣等原因造成的。
更令沈淑萍一家心寒的事还在后面。
在父亲不幸去世后，沈淑萍虽然悲痛万分，但考虑到父亲是医院的创始人、老领导，自己现在更是在这儿工作了长达32年的医务人员，不到万不得已，她还真不愿与医院的关系闹得太僵，再说，她对自己的医院还是有感情的，她只是希望他们能吸取教训，改进工作，更好地为家乡父老服务，使类似情况千万不要再在其他患者身上。最后，她和家人经商议后，他们不再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也不要求医院对此进行赔偿，只要求当时的相关人员对此上门略表歉意就也就算了。
谁知，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却遭到了院领导的冷漠拒绝。他们不但不予理睬，主管副院长李兴国甚至说出这样冷漠的话，“病人那么大的年龄，病又那样重，死了还不是很正常的事……沈淑萍，你他妈的闹什么闹？”。当沈找到院长孙淑英说明来意时，对方态度更是恶劣，当即将她轰出门去，还指责她是没事找事，破坏医院的良好声誉。
沈淑萍向我出示了一厚叠材料，其中的那一份“患者死亡原因示意图”，是她和北京有关北京医疗纠纷专业委员会的有关专家及代理律师在对导致病人死亡的前前后后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后，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共同绘出的，同时，她还向我出示了多份可证实院方在为其父治病过程中有违规操作、用药错误的有力证据。
泪水涟涟的沈淑萍悲愤地说：“像我父亲当时的病情，本来完全可以救治好的，但是却最终还是死在他们这些人手中！如果是一般的消费者，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在抢救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更不知道里面所隐藏的有关实况；如果我不是一名通晓医疗知识的医务人员，根本就无法知道他们当时违规操作、胡乱用药等情况；如果我不是在这家医院里工作了长达32年，我也不可能拿到当时的病护记录，更不可能发现事后院方在这上面公然进行更改，大肆做假，企图掩盖事实的违法乱纪行为。所以普通的老百姓想打赢医疗官司真是难上难啊！作为一位特殊的患者，我父亲不仅是北戴河医院的老领导，是该院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我更是一位在本院工作了长达32年，并担任了十多年护士长的老员工。像我们这样与医院有着双重关系的员工，医院的相关责任人都是如此的不负责任，如此的态度恶劣和冷漠，就别说一般的消费者了……除了要为我的父亲讨回一个公道，同时更主要的是，我作为该院的一名老员工，就是想以我父亲被治身死这一事实，就是想以我所调查和掌握到的最真实的证据来对自己的医院开刀。我只是想让天下人看一看目前北戴河医院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第十三章 中国首例医务人员状告任职医院案第96节 女护士长怒告任职医院（2）
逝者长已矣。作为家属，没想到现在竟然连院方的一句口头道歉都得不到！在等候了一个多月后；已在医院工作了长达32年之久、一向与人为善的沈淑萍悲愤难平，在忍无可忍之余；决定用法律为亡父讨回一个公道，他们决定将院方告上法庭。但是，要想打这场医疗官司，首先就必需向当地的卫生部门申请对此做医疗鉴定。怒告任职医院的沈淑萍
2001年7月7日；在北戴河区卫生局做医疗鉴定时；沈淑萍却意外地发现此次主持医疗鉴定的竟是北戴河医院主要负责人的亲戚！本院的院长李兴国竟然也为鉴定组成员之一。2000年11月6日，北戴河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认为“患者沈明住院期间诊断正确，治疗原则合理，药物治疗及各种治疗措施适当。尽管医院经过积极抢救治疗”，患者终因肺性脑病、消化道出血等多脏器衰竭导致心跳骤停死亡。医院在工作中虽有记录不详细，但不是造成病人死亡的原因，在治疗过程中，没有其他过失。”并做出了“此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结论。面对如此鉴定，沈家自然不服；当即又向秦皇岛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医疗鉴定。2001年7月20日；秦皇岛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又向死者家属下发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通知书；但对方在此份通知书中承认：“北戴河医院在治疗抢救病人以及病历记载过程中确实存在不足……”面对这份自相矛盾的鉴定；沈家赶紧向省级有关部门申请重新做医疗鉴定；同时；决定先以医疗损害赔偿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01年6月；死者老伴王桂梅和长子沈永平、女儿沈淑萍、次子沈建立及三子沈利平等5名原告；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为由；将北戴河区人民医院推上被告席；要求法院责令被告赔偿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抚养费、丧葬费、鉴定费等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人民币267185元；并要求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2002年7月8日；北戴河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了沈淑萍等原告状告北戴河医院一案。
2002年10月8日上午9时许，我随着同来的《工人日报》、《健康时报》、《民主与法制》及上海电视台《目击者》法制栏目等七八位记者来到了北戴河区人民法院，准备参加此案的第二次开庭审理。在开庭前十多分钟，我们先找到法院主管宣传的办公室说明来意，并出示了有关证件和介绍信时，谁知，对方一名青年男子却说：“谁叫你们记者来的？我们法院又没有请你们来！这事我可管不了，你们去找领导吧。”我们只好分头去找院领导。几乎找遍了所有的办公室，都没有见到一位领导。见我们来了七八名新闻，还有电视台的，其中一名女工作人员悄悄地向我指点：“我们院长开会去了，你们最好是去直接找民事庭长吧。”当我们找到一楼民事庭长办公室时，对方在认真地查看了我们的证件后，拉长着脸说：“这事本来得由院领导特批的……”对方虽然态度不很友好，毕竟已开口让我们进法庭旁听了，我们几个忙答应。谁知就在我们这些记者就要进入法庭时，意外的事发生了，只听被告方北戴河医院几个代理人冲我们喊道：“你们是哪儿的？带着电视台的来这儿想做什么？”接着，又从里面跑来几个人，冲着上海电视台的编导小唐和摄像小史凶狠狠地叫喊道：“不准进去！谁敢进去就揍谁！”转眼间，几个身强力壮的大汉冲过来把手拿话筒和肩扛摄影机的小史直往外推。其中的两人还跑过来抢夺摄影机。我和《工人日报》政法记者周兴旺护着两人怒喝道：“我们是新闻记者，我们都有采访权，你们不准这样对待记者！”我又赶紧朝那位此时准备在法庭上正襟危坐的庭长叫道：“我们刚刚不是得到你们的允许吗，怎么这样对待记者？”谁知，对方和一名法官怒发冲冠地朝我们叫道：“不允许录音拍摄，不允许电视台的进来！出去，快给我出去！”见此情景，我们只好让上海电视台的两位同仁暂时不要进去。年轻气盛的摄像小史见对方如此恶劣，就用镜头朝对方摄了几下，这下更惹火了他们，在法官的指使下，两名法警就要上来抢夺摄影机，同时，几位来自北戴河医院的人更是气势汹汹地围了上来。我和周兴旺急忙护着两位向大门外撤去，对方这才罢休。
上午11时30分许，庭审结束。不知是由于原、被告方争辩得太厉害，还是因为来了这么多新闻记者在庭，法院第二次休庭。见庭审结束，我们几家新闻单位经商议，决定就有关事情采访北戴河法院的有关领导，并要求院方就开庭前所发生的一切作出解释。我们来到法院办公室，找到里面的两男一女三个工作人员，要求找院领导。对方让我们自己去找，我们忍着火气说：“我们已找遍了一二楼的办公室，见不到人，所以才找你们负责宣传的同志……”我的话还没说完，其中一个穿便衣的青年男不耐烦连连赶我们出门。对方的傲慢和无礼早激怒了我们，我和《民主与法制》的女记者张晖当即责问道：“你是谁？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是不是法院的人？请出示你的有关证件？”对方不屑一顾地睨了我们一眼：“我是不是法院的关你屁事？”我和周兴旺愤怒地指责道：“如果你拿不出有关证件，那就请你马上住口！你没有资格这样对待我们新闻记者！”不知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