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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我，虽然已成为了《南方都市报》的一名政法记者，但当时还不敢轻易辞去那家电锯厂里的保安工作，因为此时我不但还背负着600多元钱的债务，而且囊中更是羞涩，几乎是身无分文，每天都是靠在借债过日子。如果只是呆在工厂里还好办些，因为吃饭时我还可以在工厂食堂里赊账，而现在，我不可能每天都守在工厂里等饭吃，我必须每天外出采访，寻找新闻线索。那时，我所认识的朋友当中，除了生活都不稳定的流浪记者外，其余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打工者，大都是穷光蛋。因此，我从小刘那儿借来100元钱后，买了一辆半新的自行车花去了50多元，其余的得用来吃饭、打电话用。不过因为有了自行车，使我每月可以节约一大笔车费钱了。就这样，就像我当初在《广州红绿灯报》时一样，夜里我身着保安服在工厂里巡逻，下班后我就埋头大睡两三个小时，然后，用冷水洗澡，揉着发困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骑着那辆除了车铃不响什么都吱吱响的破自行车，满广州城大街小巷穿梭，四处寻找新闻线索。从进入南方都市报社的第一天起，我就对自己立下了规矩：除了开会，每天下午都要外出找新闻，每天9时之前，一定要写出二三篇新闻稿。尽管我知道，我的试用期是3个月，但我又给自己立下军令状，在头一个月内，我不但要按时完成任务，还要超额发表稿件，多上头条，成绩一定要居前几名。
为了省钱，我每天最多也就吃两顿，中午经常是躲藏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偷偷从包里掏出一个早变得又冷又硬的馒头来，就着一杯白开水，三下五除二地塞进肚子里。到了晚上夜班时，我就赶紧跑回工厂里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饱饭；有时因为写稿子回去晚了，错过了开饭时间，我就一边上着夜班，一边从附近的小卖部里赊来两包方便面吃。当然，这样长期下去，我的身体吃不消，但我必须通过这种无奈的方法，先对付完一个月再说，怎么着也得熬到月底发工资，才能重新作打算。所幸的是，我当时打工的那个小工厂很少有人看报纸，再说当时的都市报还是刚改为日报，一般的老百姓还没有多少人关注，要不，老板看到我兼职，肯定得炒我的鱿鱼。
也许是由于经常睡眠不足，也许是长期营养不良，也许是因为连日的劳累过度，我每天都是汗水涔涔，面无血色，一付面黄肌瘦的样子。这些，一般同事是很难发现的，因为那个时候采访部要求每个记者必须见报16篇文章，至少得上一个头版头条。不管是正式的还是招聘的，大家都为了完成任务而四处奔波；就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除了开会外，平时都难得见上一面。但是，我的这些细微的变化没想到却引起了朱德付的注意。
一个炎热的中午，正是午餐时候，大家都拿着饭碗前往报社食堂就餐去了。我趁办公室无人之机，关上大门，正一边喝着白开水，一边啃着一个又凉又硬的大馒头时，没想到，我的这一难堪的样子，被突然推门而进的朱德付无意间看到了。虽然当时窘得我很是脸红了一阵子，但很快就把此事忘到九霄云外去。第二天下午，当我刚从外面采访回到办公室时，朱德付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刚一进去，他就将门关上，先是不经意地与我谈了一下这几天的采访工作和发稿情况，然后他对我轻声说：“石野，我听别人说，你前不久住的地方被小偷光顾了，丢失了不少东西，所以弄得最近一段时间经济比较困难。是真的吗？你现在是南方都市报的一员了，我们大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像亲人一样互相帮助，有事你也不应该瞒着我呀……这样吧，你先从我这儿拿点钱去用着，就算预支这个月的工资了。你工作很努力，见报稿子不少，但年轻人可不能空着肚子工作呀？这样弄坏了身体怎么行呢？你是军人，更应懂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说罢，他从抽屉里掏出了500元钱，不由分说，硬是塞到我手中……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8节 羊城再圆记者梦（3）
后来，尽管朱德付在半年后离开了都市报，但他一直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很关心。记得在他从都市报调至南方日报出版社做副总时，都市报在五羊城附近的红高粱酒店设宴为他送行。朱德付当着众人的面，特意拉着我和魏东来到当时兼管采访部的程益中面前敬酒，很有感触地说：“石野和魏东是我亲自挑选进来的，他们都是军人出身，工作积极，吃苦耐劳，他们的成绩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现在把他俩托付给您啦，请帮忙照顾好他们……”
两年后，我因报道“祈福新村”那宗特大杀人案，被广州有关部门重点“照顾”，替人做了一回替罪羊，被迫离开了《南方都市报》。后来我又离开了广州，北上求学，到北京做了一名流浪记者。魏东运气比我好，他很快调入报社，成为有编制的正式记者。
1999年7月，得知我将要离开《南方都市报》时，此时正担任着南方日报机动记者部主任的朱德付心情很沉重，他曾先后两次为我摆酒送行。第一次是在我离开《南方都市报》前，他带着南方日报的女记者金杜在广空医院的一家酒店里请我喝酒；第二次，是我离开南方都市报的第三天，他和魏东一起拉着我到了天河东一家湘菜馆里，我们仨人喝了几瓶度数较高的“酒鬼”，那一晚，我喝得酩酊大醉。
3年后，我们又一次在京城成为了同事。2001年春，时任广州《信息时报》总编的朱德付和《南方都市报》主管发行工作的副主编谭军波一起被从南方“挖”到京城，出任《京华时报》的副总编辑。得知他来京城创业，我不顾别人的劝告，马上辞去那家正干得不错的报社，加盟了其中。经过严格的考核，公平、公开及公正的层层竞争，我也最终凭着自己的综合实力成为该报的机动记者部主任。我的同事张凌，一位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才女，也凭实力成为该报的文化部主任。后来，我因为在《工人日报》、《深圳法制报》等报刊揭露了原南方都市报同事邓世祥长期玩弄女性，并以欺骗手段使其中两名河南农村女子先后为其生下4个子女的丑行，而遭到对方长达多年的疯狂诬陷和诽谤，我以刑事自诉到北京朝阳区法院。因为这场官司困扰着我，当年6月，我辞职南下为我的官司取证。有关详情请见本书后面有关章节。
临近港澳的广州一直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儿的媒体发展和新闻竞争都是不同寻常的。在这个没有硝烟的大战场中，经常有新的报纸和杂志冲出来，也有不少活不下去的报刊悄悄地倒下去。那时，广州地区的报业界还是处于一种“三国鼎立”的状态，即由广东省委机关主办的《南方日报》、由省委机关直辖的《羊城晚报》以及由广州市委主管的《广州日报》，这三家党报，成为当地的老大，当时除了《羊城晚报》在办报方针上较有特色外，其他的如发行量、广告收入、社会影响力方面大体上都处于一种平稳的状态，各自占有自己的市场。到了1997年上半年，羊城报业界开始出现了热火朝天的改革。很快，激烈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此时在广州地区和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数《羊城晚报》，发行量超过了百万份。但到了下半年，一直居其后的《广州日报》对报纸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不但完全改变了版式，更大大增加了新闻量。加上该报上上下下加大发行的力度，报社领导还多次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带着员工前往珠三角的几个重要城市进行上门向读者征求意见并征订报纸，很快就使报纸发行量直线上升，以致后来的《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及《南方都市报》都利用周末时间，派出各自的员工纷纷效仿。我记得这年夏天，我也随着都市报的一些同行曾先后往深圳、珠海、顺德等地进行报纸的上门推销和宣传，取得了不错的成效。1997年12月，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极具市场眼光的《广州日报》出其不意地在这一日策划了日出百个大版的大动作，使当天发行的百多万份报纸被抢购一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