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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们走了，杨燹留下来陪伴老头儿。
“你明白吗？这都怪我呀……”老头儿的精神似乎也出现了危机，“我要不这么急着来找她就好了。你明白吗？她小时候吃的苦太多了。心灵受到那么大的摧残。一下子，突然有个人跑来对她说：我是你亲爸爸。她哪里受得住这样的刺激……她小时候是为了我吃苦头，现在又是因为我得了这个病……”
杨燹向医生要来黄小嫚的病历，上面写着：兴奋型精神分裂症。
“你明白吗？都是因为我呀！”老头捶胸顿足。
杨燹怕老头儿也出什么差错，赶紧把他劝走了。他替他买了飞机票，几天后送他回北京了。自那以后，他决心承担起照料黄小嫚的义务。恰好部队通知他留在省城，参加为期两年的干部进修。他每个星期日总要蹬三十里路的自行车去看望她。两年来，她时好时坏，不过大趋势是渐渐康复。目前总算出院。
他越来越相信，唯有自己能使这个姑娘幸福。和她结婚也许在别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可他何曾在乎过别人怎样想？……
进修结束了，有一个月的休假，他准备在这期间把婚事办了。将来她跟他一道去山青水绿的滇藏地区，在那里她会获得一个新的心灵。那里的人没有成见，也不懂得歧视。
这时黄小嫚忽然问：“刚才，喊你的是乔怡，对吧？”
原来她听出来了。她刚才的情绪出现了那么大的波动，症结原来在此。
不去想她——那个乔怡。不是和她早已结束了吗？……
这一切是怎样结束的？乔怡在想。她失魂落魄地下了车，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站。她打算去哪儿？是想去追他、去跟踪他，象个密探那样弄清他身边的姑娘是谁吗？
谁给你这权利？她问自己。
初恋，这个甜蜜的字眼如今变味了。当时大家半真半假地把他的离去叫作“发配”。人们指责这“发配”的祸源在她。
……一辆银灰色小轿车停在宣传队的小院门口，那车拉着窗帘，显出庄重和神秘的样子。
……两个不苟言笑的人夹着黑色公文包进了队部办公室，徐教导员和其他领导首先被传唤进去。
……办公室所有的门窗都关上了。一会儿，门开了条缝，某人被单独叫进去，出来时脸上显出“事态严重”的神色。
……几乎所有人都进去了，又出来了。最后轮到了乔怡。
他们显然在传她之前已看了档案，一见她便先发制人地说起她的家庭背景，再由此推理，引出她一贯“意识复杂”的表现。她站着，他们坐着。“听说你和杨燹……”她立即申明他们的关系，免得他们继续意味深长地晃着头。然后他们问起什么重大谣言，这谣言牵连着用阿拉伯数字做代号的政治案件。
“不，我不知道哇……”她从来没受过那样的惊吓，包括外婆死在大街上。
“杨燹现在哪里？”
“在北京，队里让他去买乐谱架。”她的回答得到徐教导员的证实。
“他从北京给你发来一封信，不是么？”
“是……”
“长达二十四页纸？”
“我没数过……”
“你看，我们什么都已经清楚了，找你不过做个形式上的核实，再就是看看你的态度……”
接着他们问起信的内容。她缄默着……只听“啪”，一只手拍在桌上：“你说不说对我们无所谓，只是请想想你自己！和一个思想极其反动的人……”
杨燹？反动？她感到天花板在转，空气中的氧离子突然全没了。她要站不住了。记得是徐教导员把他那张椅子端给了她，还在她肩上捺了捺。
她怎么会昏了头，怎么会身不由己？她去把那封信拿了来，连同她对組织的真诚一起交给了他们。她由衷地认为，从此他们不会来找杨燹麻烦了，因为他们那样诚恳地许诺，说是顶多批评教育一下……
第二天，乐队指挥廖崎急扯白脸地找到乔怡，说有两个人闯到杨燹宿舍，撬开抽屉翻得一塌糊涂，最后把他所有的笔记本都拿走了。廖崎当时指控他们那样做是不尊重人格，他们冷笑道，“哼哼，他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他搞得不好就是‘现行’！……”
乔怡捂住脸：“你别说了！你别来吓唬我了！……这下你可解了恨，谁不知你恨他，你和他有仇，巴不得他倒楣……”
完全失去理智的乔怡全不理会廖崎的赌咒发誓。他看她恸哭，只得讷讷走开，一
果然，不几天，杨燹的日记被公开了：用铅印的仿宋体，赫然公诸于质地优良的文件专用纸上。他的苦闷、他的烦恼、他的疑问、他的怨恨，被划上了粗粗的黑杠，以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和警惕。乔怡问天：人格呢？诺言呢？良心呢？……
骗局象一根打了活扣的绳子，它伸进乔怡心里，套住了某一处，然后开始拉呀拽呀。他们索走了他们需要的！而她的心，从此缺了一块。
仍是那辆银灰色的小轿车停在门口。杨燹夹在两个毫无表情的人中间，下了车。他的领章和帽徽已经不见了。据说有那一种小屋，专为犯了重大政治错误的人所设置。几十天的禁闭使他两眼深陷，似乎对一切人都带着蔑视。当晚，乔怡在锅炉房打开水。锅炉房总是没有灯的，热腾腾的蒸气中，她看见他的身影站在门口，或许他早就站在那里观察她了。她抬起头，他们不知在黑暗里对峙了多久。她满心的疚痛与悔恨化为冰凉的泪水淹了一脸……她扑向他，希望他给予哪怕一丝一毫的谅解，而他让开了。黑暗中，“啪”的—声，一记耳光打在她脸上，她懵了——不，她清醒了，一切都完蛋了。他就这样告别了她，以他的方式，告别了他们五年的爱。她在那天晚上想到了死……
第二天杨燹走了。他要求到很远的大山里，去伐木，去“改造”。
黑暗里，他离她很近。他的眼睛象野猫一样适应黑暗：“我早看见你了，你老想往别人后面缩。”他说。没准脸上仍带着嘲笑。
她咽了口冰冷的唾沫，全身的血也在一瞬间变得冰冷。什么都远了：战争、枪声、危险、攒动的人影，以及她自己正忙乱着的躯体、四肢。只剩下一个抽象的世界，无声息的寂寥空间，她和他相遇——超乎一切感应的内质相遇。
“怎么会这样巧？”她的血肉之躯终于发出点声音。
“怎么会这样不巧。”他反驳。他俩同时去抬第二副担架。她跟不上他的动作和脚步，大声喘着气。汗随着一绺鬓淌下来，淌进嘴里，似乎也是冷的。他并不怜悯她，对她说：“你实在不能和我搭档。再用点劲不行吗？”
在抬第三副担架的时侯，她几乎一头栽下去。他不耐烦地用鼻子喷着气，她轻声问，“你还恨我吗……？”
“什么？”
“你……是不是还在恨我了”
他机器一样忙碌着，“这无关紧要了。”
“可对我很要紧！”
“那我教换句话，是没必要了。”
一股热烘烘的汗味混在硝烟味里。战争中，一切都显得遥远而滑稽，哪怕曾被每个人很看重的事，就象他说的：没必要。“没必要”包含着多大的忍耐和宽容，又包含着时间严酷的不可逆性。她祈求得到一个向他倾诉愧疚的机会，而他却说——没必要。既如此，命运又何必让他们在这黑夜的、狼坑不平的异国公路上相遇呢？
杨燹想起第一次见到她，就是在这里，这个大银杏树下的小邮局。她当时双手捏着一只雪白的信封，放在胸口，象易卜生笔下的索尔薇格——假如那封信换成一本《圣经》的话……
怎么又去想她？杨燹把自己的思绪强行扭送到现实中来。他身边走着的永远不再会是她，而是黄小嫚。
黄小嫚，别人叫她“小耗子”。这是个可怜的姑娘。她生得十分矮小，脸色黄巴巴的，并显出一种奇怪的老相。她打量任何东西都怯生生的，即便对将与她终生为伴的杨燹也绝不敢正视。她常常趁他不备时从斜下方发来窥探的目光，而当他打算与之交流，她却又眨眨眼把目光掉开了。她尤其害怕杨燹向她注目，每当这时她就近乎可怜巴巴地笑笑，那意思象在说；别瞅我，我可没什么值得你瞅的。
他要和这个被人称作“小耗子”的姑娘结婚。这是他的选择。两年前，他收到乔怡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不长，语气也很淡漠。这个聪明的姑娘虽然绕开一切情感暗礁，目的地却十分明确——企望恢复关系。她在信中不动声色地为自己说情。他没有回信。他何尝不想回信？但那时他已在黄小嫚和她之间作了选择。他无法让自己信服这选择没有痛苦。他甚至恨恨地想：将来哪个家伙得到乔怡，他可是走运透了。这选择本来还算平静，可她偏偏在这时候出现了！他警告自己：当心，你要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