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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怡从挎包里掏出一盒蜜饯：“给，吃吧。”她挨着达娅坐下来，似乎生怕她跑掉。过了一会儿，她把一张纸条交给乘务员，让她送到广播室去。
山西定襄的徐永志同志，请听到广播后到4号车厢，有人找。
喇叭响了。达娅猛抬起头，困惑地看着乔怡。乔怡笑了：“你爸爸马上就来了，他有病，我和他换位子。”
约摸半个时辰，一个穿旧军装的老头出现在乔怡面前。他满脸是汗，显然是从人缝里挤过来的，脸上带着惊慌的表情，他以为达娅出了什么事。
“徐教导员！”乔怡叫道。
他茫然的眼睛陡然亮了，而在亮的同时又陡然陷进深深的眼眶。
“就是你使大喇叭喊我呀？小乔子，你怎么在这里？……”他激动得耳朵都红了。
乔怡赶忙握住他伸过来的手。这手不及从前有力了。五年不见，他的脸似乎增加了长度，缩减了宽度，显得更瘦了。若不是那对颇俊气的剑眉和一身军装，看上去与一个从未出过山的太行老农别无二致。他虽然没佩戴领章帽徽，但依然风纪齐整，浑身透露出一种军人气质。
“我出差。您呢？”
“我……也算出差吧。”他笑起来，两个嘴角各聚起三条褶子。
达娅递过水壶：“爸，你吃药。”
徐教导员顾不上她，用手一挡，继续和乔怡说话。“听说你也上了前线？……好样的！都谁去了？”他叉开五指，准备计数。
“数来宝丁万，了不起廖崎，三毛季晓舟，耗子黄小嫚……”
“全是水泊梁山的好汉呐！”老头儿开心地笑了，“达娅，你回去照看行李，我一会儿就过去。”待女儿一走，他忽然问：“小乔，桑采那娃娃到底出国了？……”
“啊，对。”乔怡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军装口袋。那里面有封带香味的信，厚厚的，足有半两沉。她临上车前接到了这封信，到现在还没顾得打开看。她本想就此拆开，和徐教导员一块看，又怕桑采信中写了什么伤他心的话。她上一封信是两年前刚到美国时写的，除了介绍美国之最，例如苹果最好吃、鸡最难吃，牛奶最便宜、烫头发最贵之外，还谈了几句担忧。她不知今后的路该怎样走。她说她曾走过弯路，不过那主要怪徐教导员。
徐教导员期待乔怡的回答。神情有些怯生生的，似乎眼下他不配提起她了。
“她很好，在美国大概上了大学。”
“哦，哦……”他还想听点什么，半张着嘴。
而乔怡不知该对他再讲什么。她理解徐教导员对桑采的感情。他曾象父亲一样爱过她。尤其在达娅出现之前，他那丰富而又无处施予的父爱在桑采那里找到了归宿。他记得桑采的生日，记得她的喜好，每逢星期天总是包好饺子叫桑采去吃。他对外人只说自己没有孩子。其实他有过一个儿子，三岁上得了脑膜炎，抢救过来后便痴痴呆呆。他把他送回山西老家，几年后，那傻儿子落井溺死了。
然而，桑采和他的关系最终是令人遗憾的……
徐教导员站起身，掸掸落在裤子上的烟灰：“我过去了，达娅一个人在那边。”
“不，你就在这里，我到你那边去……我没病，又年轻……”
两人正推着，达娅满脸委屈地走过来，前面一个包，后面一个包，压得身子都斜了。
“咱们的位子叫人占了！”她说着，眼圈红起来，“都怪你！”她瞪着乔怡。
“好了好了，”乔怡赶忙把行李从小姑娘肩上接过来，“咱们就在这儿凑合吧，反正下午就到了。”
趁达娅背转身，徐教导员低声对乔怡说：“别谈桑采了，这小丫头最不乐意她……，小孩子家，肚肠子细。”说完他笑起来。
乔怡也笑了：“那好吧，现在谈谈我。您想听哪方面的？”
“我记得……”老头儿略一沉吟，“你今年二十八了，怎么样？终身大事……”
乔怡苦于寻不着一句最含混的话来回答，她显得有些慌乱。
“我好象听谁说，杨燹要结婚了……”
乔怡愕然地睁大跟睛。
“怎么？他不是和你……？那八成是我搞岔了。人老了，难免东扯葫芦西扯瓢……”
乔怡心神不宁地笑笑。
从行李架垂下的两只红苹果依然晃着，它们在证实这不是梦。
第02章
他们几乎是被人流冲出检票口的。火车奔跑了三十八个钟头，这里是它的终点。乔怡替徐教导员拎着手提包，闷闷地走着。达娅东张西望，一会儿说车站牌楼比过去高了，一会又说他们走时没这么多的花。人熙熙攘攘，乔怡任他们挤来撞去。下了车，她感到更茫然了。
他们走向车站广场。广场四周依然聚着卖竹器的乡下人，各种竹篮被涂得花红柳绿，有人走过时，他们便齐声叫卖。桉树下停着三轮货车，上面码放着诱人的柑子子。初夏是有花无实的时节，达娅上前看了看，就伸着舌头跑回来了。那价钱显然吓着了她。但她依然频频回顾，一面毫无指望地看看爸爸。再往前走，街两边横满竹竿，上面飘飘洒洒尽是些应时服装，小贩们口惹悬河地推销着商品。只是近年来，这些人才获得如此磊落的神态；又自女排蜚声全国，他们得了个颇光彩的名字，叫“二传手”。
到了五路汽车站，徐教导员对乔怡说：“我们得分手了，我亲戚家就在前面不远。”他执意不让乔怡送，将两只手提包一前一后搭在肩上，蹒跚走去。达姬跟在他身后，不时被街景吸引，停下脚呆看，老头儿不得不几番回头呼唤……
车还没有来。乔怡一直目送着他们。她突然感到一阵心酸——徐教导员变得多厉害呀，背驼了，步子碎了，连动作表情也显得委琐了。过去以干练著称的体态，现在竟显出几分龙钟。最可怕的是一种无形的变化，过去那种近乎蛮不讲理的自信不见了。
七十年代初，乔怡和十几个上海新兵在这个广场上集合。他们你推我搡，为一点点磕碰尖声抱怨着，列好了很不象样的队伍。一个瘦高身材的军人走过来，他的步伐似乎用测距仪量过，显得那么平稳均匀。他穿着洗白的人字呢军装，膝盖上有两块精致的补丁。奇怪的是，他往队前一站，这群穿着军装的大孩子大气也不吭了。
“立正——”他不知从哪里迸出一种金属撞击似嗓音，随后行了个漂亮的军礼。这过分庄重的礼节使大孩子们傻里傻气地鼓起掌来。
“肃静！”他对这捧场毫不领情，膀子短促有力地一挥，有点凶，“稍息。”
面对十几张肃然起敬的面孔，他把双手卡在亮锃锃的腰带上。
“同志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是战士！从今天起，你们和他们（指指围观的老百姓〉是军民关系！对不对？”
新兵们又犯傻了，一齐开心地笑起来。
“笑什么？！从现在起，你们要逐渐缩短老百姓到军人的距离！懂不懂？”
“懂——”这次大伙接受了教训：军人是不能随便笑的。
他满意地欠了欠脚跟，接着谈起解放军是个怎样的大学校，大家庭。不作美的天在这个最庄严的时刻下起雨来。队伍里的桑采伸出舌头去接雨点，身材最矮小的黄小嫚缩得更矮了，还有两个姑娘掏出花手帕顶在头上。乔怡更是骚动不安，她军帽下拖了一根长长的辫子，听外婆说，淋了雨，长头发非生虱子不可。而这个穿人字呢军装的人眼皮也不眨，仍笔直地站在那里，讲着“大学校、大家庭”。雨下大了，队伍开始骚乱，新兵们都缩起脖子，表情又可笑又可怜。十三岁的桑采终于耐不住叫道：“下雨了呀……”
“徐教导员，”将要任女兵班长的田巧巧站出来替大家请愿，她是有一年军龄的老兵了，“是不是先上车？……”
徐教导员阴沉沉地看着这个不象样的队伍。
“立正——！向右看——齐！”
新兵们看见右边停了一辆红白相间的大轿车，只等一声“解散”，他们就准备逃到那里面去。二月的雨，淋在身上不怎么带劲儿。可徐教导员毫不动心，把身板挺得更直了：“你们虽是文艺兵，但首先是个兵！是野战军的文艺兵！所以要象个兵样！”
队伍里有人斗胆发议论，说他“比郭建光还郭建光”，“比杨子荣还杨子荣”。他让大家披上雨衣。而等新兵们将周身裹严实后发现他那发白的军装颜色变深了，被雨淋湿的部分在迅速扩大版图。他毫不在乎，嗓门依然发出金属之声。新兵们不再有想逃的了。看着这个“兵”，他们开始玩味“兵”的含义。刚才围观的老百姓一转眼全逃到有屋檐的地方去了。只有“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逃。仿佛他们顿生一种“兵”的意识，顿悟一种“兵”的骄傲。他们学他的样，都把腰挺得直直的……
那一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