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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站在车踏板上抽烟，一个穿白大褂的军医在同他柔声和气地交涉。司机一口一个“不行”，说他既受了命就得“交差”。
车上的七个文艺兵很快弄清了情况的严重性，停在他们面前的那辆车上满载着急需手术的重伤员，而车却受了致命伤，前轮报废，司机一名牺牲，另一名胸部中弹，正在抢救中。现在他们在请求换车，不然这些伤员和随行医护人员将受的威胁是明摆着的，而这个蛮横的大个子是负责警卫的，他自己也是轻伤员。
“副营长，既然讲不通，就让他们先走吧，我们再等等……”军医对大个子说。他气馁了。
“等？你担保很快就能有车？喂，车上的听着：有点阶级感情的就给我下来！”
司机接着吼：“不许下！谁都不要动！”
医生终于忍不住了，拽住司机的手腕，哀求道：“请你去看看，那是一车伤员！靠氧气和输液维持生命，随时可能停止呼吸……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老掉牙的话你过去没听过吗？”
“我不管！我管不了那么多！……”
司机说着要往驾驶室里钻。而车上的男兵女兵却鱼贯跳下，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呆立在雨地里。双方僵持着。战争中，人的脑子变得单一，执拗，仿佛只被自己直接的责任所主宰。
“看见没？四个女同志！……你让我咋办？！”司机往身后一指。那些及时从军帽里滑出的小辫子加强了他的说服力。
大个子朝那些带辫子的身影瞅了一眼，声音低了八度，变得沉重而沮丧：“那么伤员怎么办？这公路上验时都会出现敌情……”
站在一边的文艺兵们或先或后都听出这大个子嗓音十分耳熟。那个瘦巴巴的姑娘荞子比别人更敏感，不由自主地向前跨了一步——
是他？是他！……
枪声——公路旁的山坡上响起枪声。争执的人顿时静下来。
“掐灭烟头！不许还击！”大个子低声命令道。不管他事先做了多么充足的精神准备，这时却仍不免感到意外。现在系在他身上的不仅是十多名伤员，还有四个女兵。女兵，她们来这种地方造什么孽！
枪声逼近了，显然是冲他们来的。司机朝演出队员们一摆手：“上车！……”
“站住！”大个子急得端起了冲锋枪。大田挺了挺饱满的胸脯，举起右手：“我不上！”她回头逼视着其余人：“我们不能……”她哽住了。
大家明白她要说什么，但一时间都沉默着。这是战争，生死之间只留一条夹缝，让幸运者通过。他们在作最后的犹豫，这犹豫来自潜意识中暧昧的求生本能。但他们立刻为这一剎那的沉默害臊了。
“我们得让伤员先走！”三毛说。
“对！快走吧。我们掩护……”采娃奶声奶气的嗓子显得不合时宜。
大个子副营长将两条伸开准备阻拦他们上车的胳膊放下来：“谢谢你们……”
“啪！”子弹擦着人们的头皮飞过。
荞子和大个子副营长同抬一副担架。夜空似乎被雨坠得兜下来，悬在人们头顶。四周更黑了……
不知是夜里几点？乔怡艰难地闭着眼，懒得再次看表。
她有失眠症。似乎从边境战场那几夜不寐，她就落下这毛病了。失眠使本来多思的她更加敏感，而敏感又使她格外多思。
直到天光从窗帘缝隙之间透进来，她才渐渐朦胧过去。说她睡着也很勉强，因为梦闹得她比醒着更累。
她常常梦见白天从来不去想的事……
比如外婆……
又是那个向来恶狠狠的外婆。她死去十多年却从未离开过她的梦。外婆耳朵背，所以她用自己认为适当的音量讲话，而街坊四邻总以为这个老太婆终日在发脾气。她大声嚷嚷反使家里其他人养成窃窃私语的习惯，似乎为了平衡。外婆一边嚷一边用戒尺打她的手背，她又恨又怕，越发不能在钢琴键上完成那倒楣的《偷渡》。她在梦里也奇怪：外婆不是死了吗？……她是被一大群穿黄军装、扎宽皮带、套红袖箍的人一路喊着拎出弄堂的，那些人的嗓门居然比外婆还要响。他们把外婆架到大马路上，全家都不敢跟了去，只聚在窗口，看着老外婆在暴烈的太阳下打颤，最后终于象融化了似的慢慢瘫下去。她脖子上挂的牌子上写着“反动教会组织头目”，背上还背了个一米多高、生满红锈的十字架，那东西许是从某个教堂顶上拔下来的。外婆死了，她的脸倒比生前显得和蔼：家里没有一个人哭，唯有她哭了。她守着外婆，坐在马路沿上不声不响地流泪。马路上尽是匆匆忙忙的脚，来来去去的腿，她缩作一团，生怕被那些腿脚踩着，她更担心他们会把外婆踢痛，一个小男孩朝她吐了一口唾沫，—个小女孩扔给她一分钱……外婆说不要记恨侮辱你的人，也不要接收别人的怜悯……啊，外婆不是死了吗？
她使劲睁开眼，体会着现实。她盯着行李架上垂下的两只小红苹果，希望梦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她怎么梦见的不是杨燹而是外婆，她真有点儿恼恨自己。
六点半，列车广播室开始第一次播音。上下左右的铺位上都开始了窸窸窣窣的响动。有人开始吃东西了：塑料袋的声音。
乔怡发现枕巾有些潮，梦里的泪流到现实中来了。谁说人不能与过去见面？她轻轻捶打着昏胀的脑袋。脑袋真是个奇妙的玩艺，那里面说不清是几维空间。得起床了，为彻底摆脱那个潮湿的梦。她从小就爱做梦，只是很少做美梦。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命运的暗示。若真是那样，就太可怕了。
洗脸间里有人在大声喝斥什么，是个喇叭似的女高音。
“这个乘务员太过分了，人家不就是打点水吗？”
“就是。看那小姑娘让她吓成什么样子……”
大概这议论声被乘务员听见了，喇叭口立刻转向这边。“你们了解啥子情况嘛！特快列车上水的站少，一般只保障卧铺车厢……”她哇啦哇啦地喊道，一口四川话。
一位模样斯文的中年旅客说：“她能打多少水？让她打一点算了……”
乔怡往前凑了凑，看见乘务员面前站着个小姑娘，细细的辫子，黑黑的肤色，众目之下拼命把脸往胸前埋。乘务员手上拎着的一只老式行军壶显然是她的，水壶上油漆斑驳。
“你下次还来不来了？”乘务员问，她也急于下台阶。
小姑娘连忙摇头。她看上去十来岁光景。
“也难怪她，”一个采购员模样的老头说，“硬座那边挤死人！过道上全站着人，洗脸间也站满了人，有水也接不上！前几天宝成线塌方，几趟车的旅客都积压下来了。”
乘务员将水壶还给小姑娘：“走吧走吧，下不为例。”
小姑娘翻眼看了她一下，嗫嚅道：“可，我还没打到水呢……”
“你还想打呀？！”
“你自己说‘下不为例’……”小姑娘声音更轻了。
看来乘务员刚把这个成语真正弄明白：“吔吔，你小小年纪嘴还怪嚼！现在都要洗脸了，水不够了，要打到别的车厢去打吧！”说完，推着她往前撵。
小姑娘拧着肩：“让我打吧，我爸爸要吃药……”
乘务员怔怔的。乔怡走过去，拿过小姑娘手上的壶，朝自己铺位走去，把昨天准备的大半壶桔子汁倒进那只老式军用水壶。在她全神贯注倒水时，发现小姑娘从斜下方投来直愣愣的目光。
她俩的目光相遇了。乔怡这才看清她的脸，一下子张大了嘴，“啊！你是达娅？”
小姑娘眨着黑眼睛，她那个民族的烙印全体现在这双无惧无畏的眸子里。当年在阿坝草地的雪窝里捡到她时，她只有一尺多长，裹在一块老羊皮里，全身发紫，差不多算死了。经过抢救，当她终于睁开这双美丽的黑眼睛时，全体女兵都激动得哭了。她几乎在演出队每一个人的棉衣襟里酣睡过，当然，睡得最多的还是她现在的父亲、徐教导员那干巴柴瘦的怀抱里。那次巡回演出一路上他总是一手抱着达娅一手拉大幕，一边吆喝演员一边哄孩子。从那时人们才忽然发现，徐教导员并非没有柔和的线条——有人曾叫他“平行四边形的酋长”。
达娅不笑，也不说话，但看得出她心里并非无话。她十分拘束地坐在下铺上。
“你爸爸在几号车厢？”乔怡问。
小姑娘伸手指了指：“前面。”
“我去把他找来，你等着。”
“不，”达娅捧着水壶站起来。
“为什么？”
“不。”
她黑黑的眼睛透着怨艾，嘴绷得很紧。她记得父亲离开部队时，下属们都没有去送他，可她多么爱他们啊。那个早晨，天很冷，下着雾……吉普车开出院门很远，才听见尾随而来的起床号。父亲哀哀一笑：“他们起床喽，该出早操喽……”
乔怡从挎包里掏出一盒蜜饯：“给，吃吧。”她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