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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很小心。他找了个借口，没有买那家的保险。而是转到布鲁克林桥下的另一个保险代理行，去买了十份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学生健康险。他只说，自己所在的学校要求学生都买保险，自己就来买了。他十分聪明地买了学生的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险，而没有象一般准备敲诈保险公司的无赖那样去买高额人寿险。不是他不想要那一大笔保险费，而是他怕被识破以后，会影响简妮出国的签证。他在保险赔偿受益人那一栏里面，写了简妮的英文名字，好象简妮已经在美国了一样。
然后，他把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仔仔细细走了好几遍，专门研究有哪些汽车，可能属于那些全纽约最豪华的老公寓的主人的，他们什么时候会开车进出。那都是些沉稳气派的好车，宽大富贵的美国车，很少有轻便的日本车。它们飞速驶来，无声地停在金碧辉煌的公寓玻璃大门前，戴雪白手套的黑人门卫，大多是头发花白，举止庄重的男人，而不是青年，从门厅里快步出来，打开金色把手的大门，象企鹅那样高高地挺着胸。那些训练有素的门仆，不象中国人那样点头哈腰，但一点也没有失去他们的恭敬和本分。专职的司机穿着笔挺的灰色双排扣制服，领口露出一小条雪白硬挺的衬衫领子，有着仪仗队式的威风和讲究，漂亮得象南北战争时代的将军。他们的专注而果断的脸，让哈尼看不够。哈尼对纽约的富人并没有多少想象，也并不那么喜欢他们的样子，有的人看上去普通得要让人妒忌他的运气。但是，他却真的喜欢上了那些司机和门仆。他最认同的，是他们的态度，甚至是钦佩。他小时候见到过他爷爷家的中国仆人，他从一个小孩子的判断力，觉得他们在点头哈腰的背后，藏着许多冷酷和怨恨。后来，他经历的事情果然为他证实了这一点。他也渐渐习惯了对人点头哈腰，但那时，他知道自己在心里也充满了敌视。而第五大道上的仆人们却让他心悦诚服。
哈尼站在马路边上，欣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然后，他决定，自己应该被那些穿制服的司机中的一个撞到。他觉得那些司机一定都是技术高强的人，不至于将他一举撞死，他们一定会将损失减少到最小。
他站在街边，手里拿了张地图，装作旅游者的样子东张西望。他瞪大眼睛，看着过往的汽车，计算着怎么能让人不会怀疑自己是恶意骗保的无赖。他知道这是狗急跳墙的无赖才做得出的事，他认为，就算自己是那命不值钱的无赖，而他家的简妮不是。
一向自以为脆弱的哈尼，此刻并不感伤，也没有自怜，反而感到很兴奋。他觉得胜利也许就在眼前，他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终于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了意义，终于有了机会向爹爹证明自己是怎样的人，自己能做得出怎样的大事。这件事，哈尼认为是给爹爹“一记响亮的耳光”，让爹爹应该无地自容。终于有一天，咸鱼翻身了。
那几个晚上，他躺在床上，两眼大睁着，直到天亮。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肋骨后面勃勃地跳动，设想一个一个地从脑海里跳出来。这是哈尼一生中最振奋的几个夜晚，他第一次如此肯定自己要做的事，肯定它的重要性，肯定它带给自己的成就感。他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成就感，原来，它就是让自己钦佩自己，让自己赞许自己，就是带着点甜蜜的自恋的感情。格林威治村的深夜是安静的，凌晨时分常有夜风扫过街道，它在经过墙上的常春藤时，发出潮湿树叶的悉索声。街口的喷泉，在深夜里发出索索的水声，哈尼在咚咚的心跳声里，想到了在新疆时的凌晨，要是醒来，听到的就是猪在猪圈里的呼噜声，马在吃完夜草以后的喷鼻声，还有，就是长风从戈壁吹来，夹着风沙直扑窗门的扑打声。哈尼想起了在那些声音里自己的绝望，其实，在身上还穿着兵团发的新军装，带着大红花，当在兰州换上了去新疆的火车，眼看着越走越荒凉了，人少了，房子少了，最后连树少了，就象从这个世界上离开一样，那时，他心里就绝望了。他的心，一直就是绝望的，但还有什么东西，还一直在绝望里挣扎，象已经被开肠破肚，挖腮去鳍的黑鱼，仍旧不停地，有力的，无意义地蹦跳着，象一条偶尔离开水的鱼。哈尼带着那样的心情生活了几十年，终于在这几个失眠的静夜里，听到自己绝望中的那条黑鱼再一次跃起，带着一种妖魔般的力量。
哈尼觉得，自己身上终于也爆发出了那种妖魔般的力量。即使整晚都不睡，白天还能浑身是劲，不停盘算着怎么才能做得更完美一点，更合算一点。想到自己在刚到纽约的时候，就在这家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中间的披萨饼店里找到了工作，而且正好又是送外卖的工作，犹如神助。
第六章：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18）
他特地找了个借口，和晚上送外卖的那个波多利哥人换了时间，晚上由他去送披萨饼，这是完美的被撞的理由。
一切都准备好了。
哈尼从唐人街收工回家，按照计划，这应该是最后一天在这里工作了，所以，这天他偷偷将客人给自己的小费留下，没有全都交到帐台上去。他离开餐馆的时候，心里一阵轻松，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其实很恨这个地方。
路过华盛顿广场的时候，发现街边的小酒馆贴出了一张告示，说今夜有南方来的爵士乐队驻唱经典爵士曲，那个classical撞进了他的眼睛。他已经走过去了，可突然想起，这家店他曾来找过工，那里的小舞台上放着架子鼓和黑色的旧钢琴，当时他多看了一眼钢琴，因为他小时候曾弹过琴，后来几十年里，再也没碰过琴。但他还是记得，将琴盖打开时，钢琴散发出的那种干燥的木片与油漆的气味。哈尼一转身，走回到那家小酒馆门前，他听到象红房子西餐馆一样的对开玻璃门里，丝丝缕缕地传来小号的声音，呜呜咽咽的。他推门进去，颓废的南方爵士铺天盖地而来，那个唱歌的，是个看上去满腹心事的中年男人，他的声音象洪水一样，淹没了他。
他要了一小瓶德国啤酒，酒保端了一小碟咸花生过来当小食。他在摇曳的烛光里望见那酒保仿佛是个亚洲人，也是个中年男人。他把短短的头发向上胶了起来，象短促的火焰。他一定练过身体，肩膀和手臂的线条完美无缺。他向哈尼亲热地笑了笑。哈尼对一切精致东西的刺激仍旧敏感，他仍旧喜欢看到好看的景象，他的眼光追随着那个用了香水的精致的酒保，看他象水草里的大尾巴金鱼那样摆动着亚洲人长长的腰身，在烛光迷离的店堂招呼客人，在店堂的暗处养着大把的白色百合花，它们很妖娆。酒保象是沙龙殷勤的主人，他身上那种亚洲人华美而颓废的魅力，迷住了哈尼。对带着点虚荣的美的渴望从他的心里渐渐蠕动着苏醒过来，哈尼的眼睛追随着那个酒保。哈尼突然想，自己想在这里工作，大概心里也希望自己能变成这样的人吧，他想，在自己的本性里，自己可以比这个人更妖的吧。
哈尼看到乐队里有个人在玩沙锤。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见过这东西了，当年的黑灯舞会里，也有一个自己组织的小乐队，乐队里面也有一个人专司沙锤。当时，带着警察来冲舞会的，是居委会主任，是个小业主的太太，眉毛细得象一条虾须，一脸的旧相，但满嘴都是革命口号。警察冲进屋以后，她负责在走廊里堵住大门，防止有人乘乱逃脱。结果，所有去跳舞的人都被堵在了屋子里。她告诉他们两条路走，一条是被强迫去劳动教养，到江苏的大丰农场，另一条，是自己报名到新疆农场当农工，有大红花戴，算革命青年。
命运从此就改变了。
回想起来，哈尼觉得自己当时也真的不想再留在上海了，那黑灯舞会里面的被抛弃感，无所事事的空虚感，蹩脚货的屈辱感，它们是和虾须眉毛的居委会主任一样有力的理由，推动哈尼去新疆，无论如何，他的生命可以动起来了，那时候，他才二十岁。他也能得到一朵大红花，那是王家的唯一一朵由政府发给的大红花，用红色的皱纸和一根细铅丝做成的。这点要强的想法，他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起过，他为自己曾经有那样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