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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按叔公的建议，范妮的最后一餐，应该去希尔顿酒店的扒房，吃法国大厨子烧的正宗法国大菜。叔公是在一班在恩派亚公寓后面的网球场打网球的人那里了解到的上海行情，那里是上海最时髦，最惯派头的地方，最适合叔公的脾气，就象他当年要跟年轻的美国领事比汽车那样。美国领事用的是政府的钱，而叔公用的是家产。但如今，家里人心里都明白，叔公是不会为自己的建议花钱的，他就是建议而已。按说，他是王家的主要继承人，从上海带去的诺大家产，祖上与美国人多年生意上的代理关系，连同当时从上海船运到香港的新款雪佛莱房车，就是和美国领事斗富用的，都是叔公在享受。就算五十年代时，王家在香港投机股市，受到重创，王家在香港从此一蹶不振，但还是瘦死的骆驼。王家的女人没有一个进舞厅谋生的，王家下一代的孩子们照样送到美国留学，叔公还是花天酒地了一辈子，还在香港养过一个过气的上海歌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流行人造革的时候，他一时兴起，就把他家里椅子上的真皮面子，全换成了人造革的。但他回上海来以后，张罗着买侨汇房，但也没有买。说冬天没有取暖太冷了，要买个大暖气，但还是没有买。他计划得头头是道，但从不真正花钱。在范妮出国的经济担保上，他让已经离婚多年的爱丽斯婶婶出头，总算动用了自己的面子。可是无论如何，他是家里的恩人，也不能让他出这个钱。所以，当时大家都转过头去看爷爷。爷爷垂着眼睛，当没有听见，接着跟维尼叔叔商量红房子的事情，叔公的建议也就不了了之了。
爷爷再三问，是不是吃得到正宗的红房子菜，象烙蛤蜊和牛尾汤，但大家都知道爷爷心里想的，实际上是价钱。这一大家人到红房子去吃一顿正餐，加上酒和汽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多少年以来，这家里的人，等于只有爷爷一个人有一份正常的工资，因为在造船厂做工程师的关系，爷爷的工资不算低，但要养范妮，维尼叔叔和郎尼叔叔都吃在家里，所以实际上，家里一点也不比一户都有正常工作的工人家庭宽余，但还要请一个钟点工人来洗衣服和清洁。爷爷名下的确有一小笔美金遗产，是当年分家时王家为爷爷在香港存下的，被奶奶取走一半带到了美国，剩下的就不多了。全家人都知道那是断断不能动的救命钱，等到下一代能送出国去，才能用的。
这家人心里明白，但彼此从来不说破这捉襟见肘，从来不想要去希尔顿吃饭的念头。路过那开在华山路上的那个金碧辉煌的门厅的时候，范妮连向里面望一眼，都没有。她不肯象一般的上海小市民那样，在大酒店前面探头探脑的。她心里就不那么喜欢希尔顿这样的地方，云鬓香衫又回来了，拉玻璃大门的仆欧穿得象法国将军一样，但她家的人，却失去了这一切，连进去吃顿饭，都得下决心。其实，王家的人不愿意下这样的决心。要是叔公说他来请客，范妮想也许大家心里会高兴的，叔公请得起这顿希尔顿的法国大餐，他的港币直接可以在希尔顿的帐台上结帐，不用范妮家付高价的人民币转成外汇券。可他偏偏不说这个意思，别人也不愿意硬要刮皮，王家留在上海的这一脉，败是败了，可自尊心还在。
叔公怎么懂得范妮家这一脉困守在上海的人曲折的心思。可是，家里也没有一个人出头对他解释清楚，他们到底是不愿意撕破那一点薄薄的体面。
“老先生晓得我们从前叫喜乐意啊？”女跑堂回转头来说，“侬是老吃客了！”
第一章：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6）
叔公大笑着说：“从前这里是随便点点饥的地方呀，现在倒这样有名气，真想不到。”
“我们这里，中央里的人都特地来吃饭，生病了，只想吃我们这里的东西，专门叫了军用飞机来运我们一客虾仁杯到北京。王先生晓得的。”女跑堂说，“就算是文化大革命，咖啡馆和西餐馆统统改成饭店，馄饨店，我们照样开自己的店，就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到这里来吃的也交交关关，老早的大户人家来吃的，也照样是有的。还有老早的电影明星，老早的小开，什么人都有的。也算怀旧吧”
维尼叔叔在后面附和着说：“是的，这些年，在红房子里做的人，世面见得最大了。”
“那小姐你倒看一看，我是什么人呢？”叔公偏过身体来，逗趣地说。
“甄盛，到了！”爷爷在后面提醒了自己的哥哥一声，也打断了他的话。
和楼下光秃秃的桌子相比，楼上的长桌子上铺了白桌布，墙上挂了复制的西洋风景画，还有用茶色玻璃做罩的壁灯。虽然桌布上斑斑驳驳的，有洗不干净的番茄沙司留下来的金黄色，西洋风景画也复制得一点也不见风雅，比维尼叔叔画的差多了。画框是烦琐的巴洛克式的，可花纹是用石膏翻出来的模子，粘在木条子上，再涂了金粉，范妮一看就知道那画框经不起摔，只要轻轻一摔，上面的石膏花纹就会裂开，是那种强要面子的蹩脚货。可是到底这里多少有点想要讲究的态度，象个想让人舒服吃饭的地方。
这家人的兴致高了一点，各自将身上的厚外套脱了，纷纷落座。爷爷，叔公，范妮的爸爸妈妈，还有妹妹简妮，维尼叔叔，郎尼叔叔，还有范妮，真正自家人的晚宴。长条桌上，范妮坐在爷爷的右手边，叔公坐在桌子的另外一端，本来应该是女主人坐的位置。虽然这不是规矩的坐法，但到底也有自己的道理，叔公总算是家里的长辈，范妮是今天最重要的人。
范妮坐下后，将餐巾在腿上搭好，她记得维尼叔叔卖出了一幅小油画给离任的美国领事以后，带她到这里来吃过一次公司大餐。当时他不想请郎尼叔叔，因为他永远是吃白食，不肯回请的。因为不请朗尼，所以也不好请爷爷一起出来，他们只好两个人去庆祝维尼叔叔第一次把画卖出了五百美金，那是个天文数字了，还是绿钞票。那一次，维尼叔叔教过她这个规矩。在家里，范妮有时用刀叉吃炸猪排，但不用餐巾。
她偷眼看了一下爷爷，他也将餐巾搭在腿上了。
这时，她看到夹在爸爸妈妈中间坐着的妹妹简妮，她拿着餐巾迟疑了一秒钟，然后象爷爷那样搭在自己的膝盖上。简妮只用了一分钟，就从爷爷那里学会了餐巾的放法。范妮最恨妹妹的机灵，那种像上海人一样的机灵。对范妮来说，从小在新疆长大的妹妹与从小在上海长大的自己平起平坐，是不能容忍的，这简直就意味着范妮的失败。
简妮向范妮望了过来。她知道范妮会想要看她的笑话，笑话她是没有进过红房子西餐馆的乡下人，范妮一向将上海以外的人称为乡下人，就是自己在新疆的亲人也不例外，而且更加苛刻，好象他们都欠了她一样。简妮的眼睛很大，而且特别的黑白分明，有着像探照灯一样的神情。当简妮和范妮的眼睛对视的时候，简妮把自己的眉毛往上挑了挑，简妮要让范妮明白，自己刚刚也看到了她偷眼观察爷爷，她们两个人其实一样，都是从爷爷那里学来的。
范妮最恨妹妹这种不甘心。
简妮跟着爸爸妈妈学了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小时候吃的奶粉，念的儿歌，穿的皮鞋，都是潜心万苦从上海带去。即使是生活在新疆，爸爸妈妈也坚苦卓绝地将简妮养成一个上海小孩。在大学里，同学都以为她是上海考生，她也从不说起家在新疆，而是和上海同学一样，每个星期六回家去，把衣服带回家来洗，说上海话。可是，范妮捉得出她的英文里有不是上海人发音的微小的区别，发“ou”这个音时，简妮的生硬。简妮有时和叔公用英文说话，范妮听着，什么都不说，简妮常常说出一些非常文雅的英文词来，范妮听不懂那些长词。但她脸上带着浅浅的笑，一个一个地捉着她发音里的那个“ou”，心里轻轻说：“到底不是上海人。”就象听爸爸妈妈说话一样，他们都是从小在上海的花园洋房里长大的人，但是说着说着，就转成了普通话，他们的普通话绝不是上海人的那种普通话，而是地道的新疆普通话。他们到底从二十岁到新疆，大半辈子都不得不说带着兵团味道的普通话。爸爸妈妈的脸上看不出什么，但他们的手，却是和脸大不一样的粗红，指甲大大地包在手指尖上。范妮知道他们的手原来一定不是这样的，因为她和简妮的手都是薄薄的，细长的那一种。为了不要强调他们的手，爸爸妈妈从来不戴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