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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妮拿了钱和钥匙，下楼去。走了些弯路，问了些人，找到了鲁说的那家超级市场，范妮见到不少学生模样的人出入，她于是跟着他们往里面走，象他们一样在入口的地方随手拿了一只塑料篮子。有人在买烟肉的柜台前买小面包，和几片烟肉，卖肉的人会帮他们把烟肉夹到圆面包里，还在里面放上一小段酸黄瓜，或者阉过的尖辣椒。范妮也跟过去买了一个，她以为那样的夹肉面包叫sandwich；其实他们叫它hamburger。范妮又为自己的错误涨红了脸，她拿了hamburger，赶快离开烟肉的柜台。这次她比较麻木了一点。
或者说，她来不及多想，她被这家百老汇大街上的超级市场镇住了。她第一次看到那么多花花绿绿的商品，喜气洋洋，无穷无尽，都放在唾手可得的架子上。几十种牌子的巧克力，几十种牌子的奶酪，几十种样子的蛋糕，都是新鲜出炉的，几十种牌子的日霜，晚霜和护手液，还有范妮不知道怎么用的紧肤水，爽肤水，柔肤水，以及防晒霜，隔离霜，精华素，唤肤液，修复水，范妮不是那种上海弄堂里对化妆品喋喋不休，孜孜以求的小市民女孩，也不是一年四季都用一筒雪花膏，只花心思在读书上的清高的女孩，但她在那些化妆品的货架前走过的时候，还是被它们吓了一跳。然后，她发现有许多东西，她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接着，她又发现原来可口可乐在美国，居然比在上海要便宜好几倍。她是在这时开始留意货架上面标着的价钱，刚看上去，那些东西都只有几十块钱，甚至只有几块钱，几个quarter，但要是按照美元和人民币在黑市上1比8。9来算，这里的东西除了可乐和洋鸡蛋，真的都贵。最贵的，竟然是范妮不得不买的大米。那种象针一样两头尖的泰国米，要卖到0。99五百克，也就是八元人民币一斤。象装蛋糕粉一样，它们被装在考究的纸头盒子里，盒子口上还有一个用锯齿线划出来的小口子，很方便打开。大米居然是这个价钱，给了范妮很大的打击。她已经听说纽约的生活指数高，可是她不知道要高到这种程度。她不得不买米，这是她的主食，但她怎么也买不下手，最后她拿了塑料袋包的简装米，它们放在角落里，看上去是落脚货。范妮算了算，五斤里面，可以便宜到一斤。范妮已经离开了，可是走了几步，又回来，再拿了一包米。
到底要在这里过日子，家里的安徽小保姆买米，都是一口袋一口袋的。
范妮看到了日本酱油，果然比她带来的中国酱油要贵十倍以上，这让范妮高兴，好象拾到便宜一样。因为想到自己有酱油，她买了一块肉，她想要做红烧肉吃，因为不想将肥肉扔掉，她特地挑了瘦肉多的剥皮小蹄膀。到结帐的时候，她才发现那块肉贵得让人不能置信。等回去煮了，她才发现那块肉又白又硬，如同木头，而且一点没有猪肉的香味。范妮在上海并不下厨，所以她以为需要用文火笃，但是过了两个小时，那块肉在没有油花的酱油汤里越缩越小，也越来越硬。范妮从垃圾袋里找回那块肉的包装，拿了本词典一项项查过来，这才发现那上面的Turkey，并不是和土耳其有关的产地，而是“火鸡”。她原来买的是一块美国人圣诞节和感恩节吃的火鸡腿，根本不是上海小菜场里的热气剥皮小蹄膀。范妮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学过“火鸡”的英文。
范妮努力将那烧不烂的火鸡腿咽下去，她不想将木渣一样的火鸡肉倒到马桶里冲了了事，大概不想浪费，也不想确认自己的失败。火鸡肉用中国酱油红烧以后，嚼在嘴里，象微微烧焦的老树枝，用饭裹着，一口口地吞下去。范妮的心情渐渐开始恶劣起来。她把自己的公寓弄得到处都是中国酱油的气味，在没有混合足够的脂肪和肉香，也没有加进去足够的糖和黄酒的时候，中国酱油会发出有点苦涩的焦臭，努力吃饭的范妮觉得自己快被熏晕了，一阵阵的恶心泛上来。她的胃里还感到饿，可她吃下去的东西都堵在嗓子口，随时可以张嘴吐出来。
她吃了些榨菜，才勉强把它们都赶下肚子里去。她想起来妈妈说的话，榨菜是世界上最落胃的东西，只要有榨菜，人就可以活下去。这时，范妮不得不承认，妈妈是对的。
下午找到婶婆在华盛顿广场边上的家时，范妮觉得自己的头还在一阵阵发晕，这时正是上海时间的下半夜，她在棕色砖墙的房子前走过，好象走在睡梦里。也是前进夜校的同学说的，到了美国以后一定会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差，这时候，不可以按照你身体里那个还在上海时间的生物钟去睡觉，一定要按照美国时间作息，这样才能将那个身体里面的生物钟调整过来，适应美国。范妮做得很努力，拼命地在熟睡和晕旋中挣扎着四处走动。
第二章：时差（7）
婶婆住的是一个干净的老公寓。范妮一推门进去，里面一股热气带着咖啡气味扑来，还有加了芳香剂的清洗液的味道。美国室内的暖气，高到许多人都只穿汗衫。范妮在电梯里打了一个大大的恶心，她闻到自己胃里存着的红烧火鸡味道。寡淡的火鸡肉衬托出了中国酱油烧焦木头般的难闻气味。
婶婆正候在电梯口等着范妮。她是个小个子的老太太，她眉毛细得已经看不见了，用眉笔高高地挑上去，再弯弯地顺下来，贤淑又有风情。楼道里有点暗，范妮头昏眼花，可她还是用力看着婶婆，看到她嘴唇上的大红唇膏，范妮想起《良友》画报里的女人。“Alice年轻的时候也能算得上是个美人。”叔公对范妮说过，“她教养好，又很摩登，一口好英文。”她身上穿着一件塔夫绸的长袍，象是从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里走下来的人一样。
“我懊悔没有关照你，可以从广场拐过来就看见的那个Playground的门进来，那里最好找。”婶婆的嗓音很柔和，但是也很硬朗。她直直地站在那里，看不出曾经摔坏了股骨，不得不有九十天躺在床上，让骨头自己康复的经历，许多老人因为摔断骨头而失去活力，迅速死亡，但婶婆不但康复了，而且还保留着让范妮惊奇的女人的讲究和漂亮。接近婶婆的时候，范妮甚至闻到了婶婆身上淡淡的清香。
婶婆将范妮让进门来。她走得很慢，范妮伸手去扶她，她愿意表现出自己这个小辈可以照顾她的乖巧。但是婶婆挡开她的手，说：“我自己能走。”
范妮赶快收回手。
范妮告诉婶婆，美国海关将爷爷送给婶婆的浙江笋干翻出来充公的事情。婶婆将自己的眉毛挑得高高的，说：“他们就是专挑一看就是新到美国的人翻东西。”
婶婆点给范妮看她客厅里养着的绿色藤蔓。靠着窗台的那堵墙上，吊着一些透明的塑料绳子，上面爬满了绿色的藤蔓。那些室内的藤蔓原来是到马来西亚旅行，偷偷带回纽约的。“就放在我的coat里面，”她得意地说，那马来西亚的藤蔓，如今已经养了十多年了。
“我很抱歉，没有能把笋干带给你。”范妮再三表示抱歉，她小心地引导婶婆说上海话，她想，那么多年，她生活在美国，说英文，大概乡音会让她变得有点多愁善感，像那种抱着亲人痛哭流涕的老华侨那样。“你想上海吧。”
“不，不是真的想。”婶婆否认说，“就是想，也是想我年轻时代的那个上海，而不是现在的上海，我的上海已经消失了。现在上海对我来说，是一个比纽约还要陌生的地方。”婶婆随着范妮，说起上海话来。就象叔公说的那样，与爷爷说的口音有所不同。她的口音里面有一些“er”。但是，婶婆很快就又转回英文，婶婆说英文时的声音和说上海话的时候不一样，突然声音就低了下去，不象她说上海话时那么妩媚。好象她说英文比说上海话要更自在和自如，也更庄重。她呈现出和《良友》画报上的柔和的上海老式女人不同的硬朗。范妮的心里有点失望，也有点羡慕。
婶婆家的客厅里放满了中国古老的家具，鸡翅木椅子背上嵌着兽骨拼成的梅花，大青花瓶子里插着枯了的红玫瑰，在走廊上挂着山水的画轴。范妮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看到过的东西。很小的时候，在弄堂里，上幼儿园回来，家家的大门都敞开着，从里面搬出东西来烧和砸，每家的屋子里，都搬出来那么多东西，象山一样堆着，被抄家的房子前，还有大堆的红木家具堆着，等待大卡车来搬走。那些东西，就象婶婆格林威治村的家，好看得有一点闷人。范妮以为婶婆的家会像茜茜公主的宫殿，是巴洛克式的但没有想到会是一个有红木家具的客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