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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只空的玻璃花瓶，卧室里也不过一个大衣柜，一张床，一张桌子而已。与家里的房间相比，这里充满三星旅馆式的寂寥，但简妮却喜欢它与上海没有干系的漂泊感。她的厨房窗对着门外的走廊，常能听到邻居们经过时的说话声，有人说英文，有人说德文和法文，还有一些日本人，让简妮觉得舒服。公寓里有种咖啡与加了柠檬香料的洗涤悸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与美国公寓里的气味十分相似，它让简妮感到安心，每次回到公寓的楼道里，简妮都长长地舒一大口气。
厨房几乎是空的，吊橱里只有劳拉当时剩下的半包咖啡，一些煮咖啡用的过滤纸，还有一些通心粉，半瓶橄榄油和几小盒番茄酱，做意大利面条用的。还有一包香烟。简妮看到那上面的小贴条，发现那些东西都是在KMart买的，想必是劳拉从美国带来的。简妮有时在厨房里用劳拉剩下的东西，为自己做一杯咖啡，或者一盆蔬菜沙拉吃。
谢天谢地，公寓里有有线电视，可以看到N。简妮一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将电视打开，让房间里有N的声音。看到新闻里常常一晃而过的纽约，简妮的心就会“哗”地跳一下。有时在做事，听到电视里面说纽约，简妮也忍不住吊着两只湿手，从厨房里奔过来看。常常一过来，纽约的镜头却已经一晃而过。
从家里搬出来时，简妮带着自己的全部行李，包括从美国飞机上带下来的那个Muffin，它干得象块石头一样。她将它放在厨房的架子上，用一个玻璃啤酒杯罩着。
简妮总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角落，她在厨房里唯一的椅子上坐着，喝一杯劳拉在KMart买的咖啡，经过六月的霉雨季节，咖啡受了潮，香味闷闷的，带着陈宿的气味，完全不象当时鲁留下来的咖啡那样香。但它总是咖啡，是美国的咖啡，比上海的咖啡要好，比和平饭店的咖啡要正宗。有时，简妮象在美国一样，做夹忌司的美式三明治当晚饭，忌司还是Muller太太每个月到香港买东西，美国同事集体托老板太太带买生活日用品，简妮请老板太太代买的。整个上海都买不到一片忌司。简妮在美国跟Ray学会吃忌司，那时更多的是为了营养和方便，她没想到自己在上海，会这样疯狂地想念加在面包里的那一片薄薄的忌司，找遍上海，都买不到一片忌司。Muller太太是个很亲切的美国人，她瞪大眼睛说：“是啊，我最受不了的也是买不到忌司。还有比较硬的黑面包。”简妮的小三洋冰箱里，装的都是香港带回来的忌司片，还有吃热狗用的芥末酱，在锦江饭店里的小超级市场里，有时可以买到热狗肠和酸黄瓜，那时，简妮就为自己做一个真正的纽约热狗，用张餐巾纸包着，就着可口可乐吃。脱离了家的简妮，终于过上了与住公寓的大多数外国人一样的生活。
让简妮心烦的，就是爸爸妈妈狂轰烂炸的电话，他们要简妮休息天回家去吃饭，他们要来简妮的公寓，帮简妮洗衣服，晒被子，送鸡汤，他们要和简妮在一起。
第十章：买办王（15）
但是简妮不要。
简妮在家也开着电话的答录机，电话响了也不接，要听到留言的不是爸爸，她才抢过一步去，接起电话。要是是爸爸，她就用答录机堵他。爸爸充分表现出了新疆知青那种坚强的神经和百折不挠，他就是能一晚上不停地往简妮的电话上打，一遍遍地留言，不和简妮说上话，就誓不甘休。
简妮常常就这样被爸爸逼回家去吃饭，换来他们不再威胁要到公寓来看她。简妮不愿意看到他们，不愿意自己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在柚木餐桌上，看到爸爸因为骨折过，总是向右侧倾斜的背脊，她厌恶得要发疯。即使是嘴里含着满满一口饭菜，也不能咽下去。每次被逼得走投无路回家一次，简妮对家的厌恶就加深一层，她自己都对心里那势不可当的厌恶害怕起来，她不知如何收拾。望着因为她回家而心满意足的父母，简妮磨牙霍霍地想，回避他们，是对他们最体贴的方式，他们却不懂，一定要弄到鱼死网破。但，鱼如何死，网怎么破，简妮却不敢想。
她渐渐在公寓里交了几个朋友，一个德国女孩，一个荷兰女孩，她们以为简妮是美国的ABC，家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住。周末时，她们常常约好了一起去上海的酒吧玩，她们三个人，都喜欢去一个开在地下室里的酒吧，因为那里比和平饭店和希尔顿都更合年轻人的胃口，还可以吃到比较合欧洲人口味的意大利面条，德国冷肉丸，和加橄榄油和意大利甜醋的沙拉。那里原来是防空洞，被一个上海女孩租下来，她的男朋友是希尔顿的德国厨师，他们合伙开了这个酒吧，墙上挂着飞标，喇叭里播放的是从德国带回来的欧洲音乐，吧台上挂着成串的辣椒，大蒜和玉米，黑板上用真正外国人写的那种又圆又大的字体写着简单的MENU，那是简妮觉得最亲近的地方，和她大学里的食堂黑板上的字迹惊人的相似，菜单也相似，每日的例汤总是有蔬菜汤，奶油蘑菇汤和牛肉古拉须浓汤，和学校食堂的一样。那酒吧在外国人里面很出名，所以晚上放眼一望，被桌上的烛光照亮的，大都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的脸，听到的，也大都是各种口音的英文，坐在那里，简妮总是想到一句奇怪的话：“一个罗卜一个坑。”哪一天，能躲过爸爸的追击，在防空洞里消磨整整一晚上，简妮的心就觉得很舒展，象紧缩的茶叶在滚水里渐渐舒展开来，还原成一片完整的树叶，并散发出芳香。那时，简妮轻轻地谈笑，与那些在上海寂寞得发疯的外国人，当说到每个月从香港买忌司回来吃，大家都笑出来，大家都是这样干的。烛光照亮了围桌而坐的人们，空气中荡漾着融化的忌司臭臭的香味，简妮感到一种有些甜蜜的惆怅在心里流淌，她惊奇地想，这难道是乡愁吗？对所有的外国人来说，它一定是乡愁，但她，上海实际上是她的家乡呀。她的心，竟然也流连在乡愁里面，怀念着在世贸中心地铁站的通道里，静默而迅疾的人们，男人下摆微微掀起的米色风衣。
这个星期，从星期四开始，爸爸就开始打电话来，要简妮回家。开始，简妮象从前那样不接电话，企图躲过去。她抱着胳膊，在电话边站着，听爸爸的声音一遍遍地从答录机里传出来，就是不接电话。但爸爸无休无止，不屈不饶，在简妮看来近乎无赖。他将简妮烦得，将手里的书一把摔在地上。她想过，索性将电话线拔了，让他的声音传不进来，但她知道不能这么做，这样，爸爸马上就会发现她在家。所以，她只能一遍遍爸爸的留言折磨着。
总算，简妮发现爸爸的声音不同寻常，他很镇定，说得很慢，很坚决，这表示他真的有事要说。简妮回想起来，爸爸到了要说什么重大的事情时，才用这种声音说话。这时，他声音里因为受教育不多而不能剔除的粗鲁和毛糙变成了坚决。
简妮心头一跳，她猜想，他们终于被自己的态度激怒了。家里人的脸一一浮现在她面前的黑暗里，爷爷好象将自己紧紧关在壳里的蛤蜊，他什么都当没看见，回想起来，要是简妮不跟他说话，他从来不主动与简妮说话。其实爸爸也是这样，随便你怎么躲着他，他都照样一团火似的围着你，洋溢着消毒水气味。他的感觉好象关在贝壳里了一样，只剩下没有休止的热情和自豪。简妮想起来，自己偶尔捉到过爸爸偷眼看自己的眼神，他脸上放着笑，但是已经勉强，眼睛飞快地，几乎是惊慌地一轮，向她飞来。自己的父亲被逼得偷眼看自己，让简妮心里难过。但她看不起这样的眼神，简直就是讨厌。
但她意识到家里人已心知肚明，而且就要向她摊牌时，简妮又有些惊慌。她不敢接爸爸的电话，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到午夜了，爸爸不再往这里打电话，简妮去消除答录机上的留言，看到他已经留了六个同样的话，就是通知简妮这个周末一定要回家。
星期六晚上，简妮索性下班就躲到防空洞的酒吧去了。防空洞的空气，总有点闷，有种隔宿的潮湿的怪味道。在那里，她吃了一份意大利蔬菜汤，还有两片蒜茸面包，然后要了一杯葡萄酒，准备慢慢消磨。酒吧里有不少人戴着橘黄色的帽子在喝啤酒，他们在等人，看到有同样戴橘黄帽子的人进来，他们便大声欢呼。简妮问了过来送酒的酒保，才知道今晚有欧洲的足球联赛，德国人和荷兰人比赛，那些戴橘黄色帽子的人，是荷兰的球迷，他们在这里集合，准备到附近的锦江饭店看卫星转播的球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