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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山回来后也说，慕尼黑完全变了个样，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药房开了一个小门，和平时的繁华比起来落差超大。好在我们中国人对圣诞节基本没什么感觉，也不会由此勾起乡愁。他扶着我回到驻地——当时我们住在当地一所体育学校的客房里，我们开始了自力更生的恢复过程。
那套小公寓装备很齐全，有炉有灶，可以自己做饭。姜山听从医生的建议，在圣诞前囤积了好多食物，现在全用上了。我养伤的时候，姜山每天都在厨房里忙着淘米煮饭，炒点青菜什么的。他的厨艺还是说得过去的，至少填饱肚子不成问题。我每天就吃姜山做的爱心午餐、爱心晚餐，看电视、上网打发时间。做过手术的腿还是高高地跷在床头，轻易不敢挪动。
看电视看烦了，就打开电脑上网，和国内的朋友们聊聊天，看看带来的韩剧，日子过得也很开心。身为网球运动员，我平时不是拼命比赛，就是拼命训练，难得过几天不摸球拍的日子，如果不考虑高高挂在床头的右腿传来的疼痛，老实说，这段日子还真是蛮惬意的。
最大的苦恼是打针。圣诞节期间，医生不能给我打针，他教我简单的操作手法，让我自己打。我在医院看医生给我打针，三下两下就完事了，一点儿都不疼，但当自己握着细细的针筒的时候，忽然发现打针这件事还是挺需要勇气的。
姜山自告奋勇说：“我来帮你打！”被我谢绝了。男的总归重手重脚的，我不大信得过他，还是自己打最放心。
但到底该往哪儿打呢？屁股上？自己够不着。大腿和肚子肉都蛮多的，看起来很好打的样子……我捏了捏大腿，又掐了掐肚子，感觉还是肚子上面的肉稍微多一些，那就肚子吧！
没有医生下手利索，我犹犹豫豫地把针头扎进皮肤下，倒也不很疼，擦擦手心的汗，慢慢将药水推进去，拔针！姜山帮我用酒精棉球擦擦针眼——其实这也不难嘛。
我每天给自己打一针，连打5天以后，圣诞假期结束了，医生帮我打了后面的几针。
康复训练是从出院后第四天开始做的，和上次一样，我的腿暂时不能动，就先跟着教练做上身的运动。
手术后，一般要拄拐杖一到两个星期才能自由行走。第一次手术后，我不敢确定自己能否如期恢复，一直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悬着心，精神很不好，这一次就平缓多了。
大夫告诉我：手术后大约要4到6周才能完全恢复，具体视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他认为以我的身体状况，大概需要5周可以恢复。果然5周后我就可以开始训练了，真是料事如神啊。
两次手术做下来，我跟医生的关系渐渐熟稔，我们变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那段时间我差不多每5天去他办公室打一次针，帮我做康复训练的哈纳斯教练有时也会征求他的意见。为了方便我训练，有时我该去打针了，医生不让我过去找他，他亲自拿个小药箱，开20分钟车过来，打完针后他再回去。
2010年，医生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哈纳斯的楼上，这就连那20分钟都不用等了。
有人说德国人古板、傲慢，我没有这种感觉，我甚至觉得“傲慢”可能是中国的某些领导们对德国人的印象，领导们在国内一呼百应，底下人唯唯诺诺地看着领导的脸色行事，但德国人不太会考虑这些，大家既然是合作关系，就会用对待合作伙伴的方式对待你。至少我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德国人都很宽容大度，对异国的朋友和文化也很尊敬。我去见体能教练哈纳斯的时候，我的医生艾瑞克·布朗贝克给我们拍照时还开玩笑说：“今天是我们的中国日！”我从来不是个轻信他人的人，但对这群德国朋友，我一直很放心。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有人说德国人严谨、守时，这点我倒是深有体会。我的医生非常有时间观念，而且极具服务精神。他可以为了患者的病情改动自己的度假计划。那次冰岛火山爆发，我的医生当时正在西班牙度假，本来说好星期一打针，但飞机飞不回来，他就自己租车从西班牙开回慕尼黑来帮我打针。我非常感动，但在他那边，却觉得这很正常，是自己分内的工作。
艾瑞克给我开的针剂确实很有用。我膝盖的问题相当于软骨磨损，磨损严重就会有积液。人的软骨组织一般是平的，但我的膝关节总是在摩擦，软骨就会多出来。最严重的时候，我连厕所都上不了，睡觉时必须要放一个枕头垫在下面，腿完全伸不直。做手术的目的就是把软骨给削平了，但软骨是可以重复生长的，做完手术，它还会继续长。医生告诉我，只要我还在继续运动，膝盖就不可能完全好。
做第三次手术前，我问医生有没有根治的方法，他说想要根治只有两种办法：要么把骨头上面的软骨全部磨光，然后花8个月的时间让它长出来；要么干脆换一种人工软骨，但人工软骨只适合一般人，运动员如果做了替换手术，运动生涯也就随之结束了，目前没有一个运动员可以在做完替换手术后重新回到球场上。
这两个办法我都不敢尝试——替换手术我肯定不能做，8个月的时间我又等不起，最后就还是按照前两次的方法做了第三次手术，不过，这是后话了。
网球比赛大多是在欧洲举办的，因此我一年中有小半年都在慕尼黑住，缩近与医生和教练的距离可以方便我训练、调整状态，更省了从国内到欧洲来回签证的麻烦。我的医生艾瑞克、体能教练哈纳斯都在这里。
自从拥有了自己的团队后，慕尼黑更是我经常来的城市，可以随时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可以保持体能训练。自从第一次手术后基本上5天膝盖就要打一次针，相当于给汽车加机油，这么多年过来了，从刚开始害怕针管到现在可以边打针边聊天真的算是突飞猛进啊，有时候想，我是不是一个靠针管来维持运动生命的人呢？（当然是干净的，违禁药品绝对不会碰，更不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体能训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想要保持对抗能力必须要有强壮的体能做保障。体能训练一般都会很枯燥，特别是刚做完手术康复的时候每天重复着同样的计划，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完全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也可以说是跟自己过不去，可是当你看到萎缩的肌肉逐渐变强大，自己的竞技状态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必须要感谢那些冰冷的器械、死板的计划带给你的成效，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自己的坚持是这么的重要。他们是我的固定团队，更像是朋友，我们会一起聚会，一起去享受圣诞集市（Christmas Market）的节日气氛。
不管我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比赛，我知道他们都会默默地支持我，不管我的成绩好坏，当我回到慕尼黑时他们都会用最温暖的拥抱迎接我，这样就足够了，更感谢他们在我30岁生日这天陪我一起度过！
我的团队其实不大，就这么三四个人。整个班底基本固定在慕尼黑，比赛时只有姜山和治疗师跟着我。我们团队没有新闻发言人，打比赛的时候有赛会医生照顾球员，我也不必把医生带到比赛场去。
虽然团队人不多，但一年下来，各种支出加在一起也得有700万到1？000万。其中包括支付给教练的薪水，教练随行的机票和酒店的开支，成绩好的时候，教练还可以从奖金中拿提成，慕尼黑的体能教练的薪水也算在这里面，体能教练帮我进行冬训的费用是按照课时结算的，这也是一笔支出。
这些支出全部要靠我打球的奖金和品牌的赞助来支付。法网期间，我的团队每天要花费人民币10000元以上。
有时我跟国家队的孩子们聊天，不由得感慨说“你们太舒服了”，其实对年轻队员来说，在国家队挺好的。虽然只能拿奖金的35％，但是不需要投入资金。网球这个项目投入还是很大的，年轻的球员很难负担得起。在国外，年轻球员想要出头，要么家里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要么自己小小年纪就在青少年赛上崭露头角，获得一些公司的支持（就像耐克当年赞助我去美国读网校一样），普通人想凭自己的能力出头，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也是职业网球的残酷性：这是一个凭成绩说话的世界。如果你没有比赛奖金，没有赞助商，你就没有办法支付教练团队的费用，无法获得好的训练条件，最后终将被淘汰。做职业选手，就要做好愿赌服输的心理准备。
我们这一茬球员的处境非常特殊，我们是在举国机制下成长起来的球员，对国家的感情很深。在我年轻时，国家对我的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