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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个说法。明太祖建都南京，洪武二年始建都城，征发大量民伕，花了四年工夫，方始完工，周围六十一里，不但比北京城周四十余里、西安城周二十四里都大，而且亦是世界第一大城。
南京城不但大，而且高，平均都在四十尺以上。大与高之外，最大的特色是坚，城以花岗石为基，特为烧制的巨砖为墙，砖与砖之间，用石灰泡糯米浆水砌合。全城告成，再以石灰泡糯米浆水涂敷，所以在城外随便指一处敲击，都会显出白印。五百年来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城墙，毕竟还敌不过西洋的炸药，只是被炸以后，砖砖相砌，过于坚牢，所以才会造成二十余丈长的整段城墙，飞入空中的奇观。后来知道，这段城墙飞出一里多外，裂成数段落地，打死了数百人之多。
在当时，朱洪章奋身向前，左手执旗，右手操刀，大呼上城，于是九门皆破。有所谓“朱登九将”，除朱洪章、李臣典、萧孚泗以外，还有记名总兵武明良、熊登、伍维寿、提督张诗日、记名按察使刘连捷、记名道员彭毓橘。
* * *报捷到京，自然要大赏功臣。据说文宗在日，曾有诺言：平洪杨者封王。
但清朝三藩之后，异姓不王，甚至封公爵的亦没有。因此，亲贸中颇有人反对实现文宗的诺言，形成难题。最后是慈安太后出了个主意，将一个王爵，析而为四，曾国藩功劳最大，封侯，其次是曾国荃，封伯，接下来是一个子爵、一个男爵，封了李臣典和萧孚泗。
朝旨一下，朱洪章大为不服。论破城当日之功，他实在应该第一，首先登城，生擒勇王洪仁达，占领夭王府。而曾国荃奏报叙功时，却以李臣典居首，据说，当朱洪章占领天王府，看守到黄昏时分，李臣典领兵驰到，自道“奉九帅之命接防”。于是天王府归李臣典的控制，看守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光天化日之下，天王府无缘无故起火，烧得精光。事后曾国荃奏报，搜索天王府，除了一颗玉玺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孪臣典叙功居首的奥妙是如此！朱洪章在“先登九将”中甚至不如萧孚泗，他还落得一个五等爵未位的“一等男”，而朱洪章所得的恩典，是“无论提督总兵缺出，尽先提奏，并赏穿黄马褂，赏给骑都尉世职”，虽亦不薄，但名列第三，太受委屈。
一口气咽不下，朱洪章去找“九帅”理论。曾国荃大概早有防备，应付之道甚绝，他说：“我亦认为你应居首功。但叙功的奏折，是由我老兄拜发，听说是他的幕友李某捣鬼。”说着，从靴页子里拔出一把雪亮的刀子，倒持着递向朱洪章，“你去宰了那个姓李的。”
朱洪章为之啼笑皆非。但李臣典亦如黄粱一梦，赐爵之恩，黄马褂、马眼花翎之荣，竟不克亲承宠命，恩旨到时，已经一命呜呼。据曾国茎奏报，说他攻城时，“伤及腰穴，气脉阻滞”，因而于七月初二日不治出缺。却又有人说，李臣典死在“牡丹花下”，破城之日，玉帛女子，任所取携，李臣
典一日夜之间，御十数女子，褥暑不谨，得了“夹阴伤寒”，一命呜呼！当然，这是私下传说，反正死因如出于床第之间，真相是再也不能水落石出的。
萧浮泗的封男爵，亦有一段故事。
当城破无可为计时，李秀成在乱军中带着一个亲信书童，出通济门往东南方向驰去，目的是越过茅山，经傈阳、长兴到湖州，与由杭州撤走的太平军会合。
走到一处叫方山的地方，撞见八个樵夫，其中有人认识他，却确不定，便冒叫一声：“忠王！”
李秀成一看行藏被人识破，便长跪相求：“哪位领路带我到湖州。”
这八个樵夫见此光景，大起贪心，一方面想侵吞李秀成所带的钱物，一方面还想报功领赏。于是这八个人将李秀成主仆骗入山下的“涧西村”，公推一个姓陶的去向清军报信，目的地是驻扎太平门外的李臣典营中，因为姓陶的有个同族兄弟是李臣典的部下，托他转报，比较妥当。
姓陶的经过钟山，又饥又渴，想起这里是萧孚泗的防区，营中有个伙伕，因为供应柴草的关系而熟识，不妨到他那里歇脚求食。
姓陶的得意忘形，休息闲谈之间，透露了擒住李秀成的经过。这个伙夫便转告亲王，亲兵转报萧孚泗，姓陶的便注定要做枉死鬼了。
一番秘密嘱咐，将姓陶的好酒好肉款待，萧孚泗，自携亲兵二十多人，烈日下疾驰到涧西村，将孪秀成手到擒来，所带钱财，亦归掌握。姓陶的被一刀斩讫，借以灭口，不过萧孚泗总算还有良心，没有杀那个伙夫，给了他五颗上好的珠子，一匹好马，暗示他连夜“开小差”，走得越远越好。
萧孚泗的得封男爵，就以生擒李秀成之功。曾国荃到后来才知道真相，吩咐赏那八家樵夫，每家一百两银子。结果为亲兵吞没大半，只拿出去一个“大元宝”——五十两银子，由八家均分。
如果李秀成真是为萧孚泗凭一己之力所生擒，这份功劳，就真值得一个男爵了。因为天京虽破，幼天王未获，只说已死在乱军之中，对朝廷似难交代。幸好有个李秀成，论实际，其人之重要又过于幼天王，差可弥补幼天王下落下明之失。
其时曾国薄已由安庆专船到江宁，抚循将士以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处置李秀成，委派道员庞际云、知府李鸿裔会审，这李鸿裔，就是曾国荃向朱洪章所说“捣鬼”的“孪某”。
从六月二十七到七月初六，十天的工夫，审问的时间少，李秀成在囚笼写“亲供”的时候多，每天约写七千字，总计约七八万言。却为曾国藩大删大改，所存不过三分之一，方始奏报。其中谈到城破以后，洪秀全两个儿子的下落，说是“独带幼主一人，幼主无好马，将我战马交与骑坐。”“三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带幼主冲由九帅攻倒城墙缺口而出。君臣数百人，舍命冲出关外，所过营塞，叠叠层层，壕满垒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帅营中，营营炮发，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主两下分离，九帅之兵，马步追赶，此时虽出，生死未知。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进，定然被杀矣，右九帅马步在路中杀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个小童，何人知也？”
这段供词，与曾国藩奏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之中”，有桴鼓相应之妙，不道弄巧成拙，反显删改之迹——幼天王未死，逃到湖州了。
* * *
在增国藩封侯的同时，又有恩旨赏赉东南各路统兵大帅及封疆大臣：亲王借格林沁，加赏一贝勒，湖广总督官文，赐封一等伯爵，世袭罔替，江苏巡抚李鸿章一等伯爵，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四川总督骆秉章、浙江提督鲍超，一等轻车都慰世职，西安将军都兴阿、江宁将军富明阿、广西提督冯子材，均赏给骑都慰世职。
东南大员，向隅的只有左宗棠和江西巡抚沈葆祯，上谕中特为交代：“俟浙赣肃清后再行加恩。”这虽是激励之意，但相形之下，未免难堪，尤其是李鸿章封爵，使得左宗棠更不服气。往深一层去想，曾国藩节制五省军务，江西、浙江亦在其列，这两省既未肃清，就是曾国藩责任未了，何以独蒙上赏？
再有一件事，使左宗棠气恼的是，江宁战败的太平军，只有往东南一路可退，因而湖州一带，本来打得很顺利的，忽然增加了沉重的压力。如果事先密商，曾国荃定干何时破城，进兵围剿的策略如何，都能让左宗棠知道，先期派兵填塞缺口，伏路拦截，又何至于让战败的太平军，如山倒堤崩般涌过来？然则曾军只顾自己争功，竟是“以邻为壑”了！
朝中当国的恭王，以及上获信任，下受尊重，确能公忠体国，为旗人中贤者的军机大臣文样，却不知东南将帅之间，存着如此深刻的矛盾，紧接着大赏功臣的恩诏之下，又有一道督责极严的上谕，让左宗棠看了，更不舒服。
上谕中说：“江宁克复，群丑就歼，无逸出之贼。”这几句话，便使左宗棠疑心，曾氏弟兄奏报攻陷江宁的战功，不知如何铺张扬厉，夸大其词？
因此对于后面“着李鸿章将王永胜等军，调回长兴，协防湖郡。左宗棠当督率各军，会合苏师，迅将湖州、安吉之贼，全行殄灭，克复坚城，匆令一贼上窜”的要求，越起反感。
“你看，”他对胡雪岩说：“曾氏兄弟，不但自己邀功，还断了别人的建功之路。照字里看，大功已经告成，浙江可以指日肃清，湖州长毛如毛，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