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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甚至公开索取理解。至少在性爱中,索取理解似乎成了一种最正当的行为,而指责对方不理解自己则成了最严厉的谴责,有时候还被用作破裂前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人们又非常踊跃地要求理解别人,甚至以此名义强迫别人袒露内心的一切,一旦遭到拒绝,便斥以缺乏信任。在爱情中,在亲情中,在其他较亲密的交往中,这种因强求理解和被理解而造成的有声或无声的战争,我们见得还少吗?可是,仔细想想,我们对自己又真正理解了多少?一个人懂得了自己理解自己之困难,他就不会强求别人完全理解自己,也不会奢望自己完全理解别人了。
在最内在的精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爱并不能消除这种孤独,但正因为由己及人地领悟到了别人的孤独,我们内心才会对别人充满最诚挚的爱。我们在黑暗中并肩而行,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无法知道是否在走向同一个圣地,因为我们无法向别人甚至向自己说清心中的圣地究竟是怎样的。然而,同样的朝圣热情使我们相信,也许存在着同一个圣地。作为有灵魂的存在物,人的伟大和悲壮尽在于此了。
1997。3
灵魂的高贵勇气证明信仰
在尼采挑明“上帝死了”这个事实以后,信仰如何可能?这始终是困扰着现代关注灵魂生活的人们的一个难题。德裔美国哲学家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1952)一书便试图解开这个难题。他的方法是改变以往用信仰解释勇气的思路,而用勇气来解释信仰。我把他的新思路概括成一句最直白的话,便是: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并不证明有勇气,相反,有精神追求的勇气却证明了有信仰。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人被信仰问题困扰——这当然只能发生在有精神追求的勇气的人身上——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了。
蒂利希从分析现代人的焦虑着手。他所说的焦虑指存在性焦虑,而非精神分析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那种病理性焦虑。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这意味着人在自身中始终包含着非存在,而焦虑就是意识到非存在的威胁时的状态。根据非存在威胁人的存在的方式,蒂利希把焦虑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非存在威胁人的本体上的存在,表现为对死亡和命运的焦虑。此焦虑在古代末期占上风。二是非存在威胁人的道德上的存在,表现为对谴责和罪过的焦虑。此种焦虑在中世纪末期占上风。三是非存在威胁人在精神上的存在,表现为对无意义和空虚的焦虑。蒂利希认为,在现代占主导地位的焦虑即这一类型。
如果说焦虑是自我面对非存在的威胁时的状态,那么,存在的勇气就是自我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仍然肯定自己的存在。因此,勇气与焦虑是属于同一个自我的。现在的问题是,自我凭借什么敢于“不顾”,它肯定自己的存在的力量从何而来?
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主义的回答是,力量就来自自我,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上,自我是绝对自由的,又是绝对孤独的,因而能够也只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肯定自己。蒂利希认为这个回答站不住脚,因为人是有限存在物,不可能具备这样的力量。这个力量必定另有来源,蒂利希称之为“存在本身”。是“存在本身”在通过我们肯定着它自己,反过来说,也是我们在通过自我肯定这一有勇气的行为肯定着“存在本身”之力,而“不管我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个力”。在此意义上,存在的勇气即是信仰的表现,不过这个信仰不再是某种神学观念,而是一种被“存在本身”的力量所支配时的状态了。蒂利希把这种信仰称做“绝对信仰”,并认为它已经超越了关于上帝的有神论观点。
乍看起来,蒂利希的整个论证相当枯燥且有玩弄逻辑之嫌。“存在本身”当然不包含一丝一毫的非存在,否则就不成其为“存在本身”了。因此,唯有“存在本身”才具备对抗非存在的绝对力量。也因此,这种绝对力量无非来自这个概念的绝对抽象性质罢了。我们甚至可以把整个论证归结为一个简单的语言游戏:某物肯定自己的存在等于存在通过某物肯定己。然而,在这个语言游戏之下好像还是隐藏着一点真正的内容。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思想的传统是把人的生活分成两个部分,即肉身生活和灵魂生活,两者分别对应于人性中的动物性和神性。它们各有完全不同的来源,前者来自自然界,后者来自超自然的世界——神界。不管人们给这个神界冠以什么名称,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还是基督教的“上帝”,对它的信仰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神界,只有自然界,人的灵魂生活就失去了根据,对之便只能做出两种解释: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灵魂生活,人与别的动物没有什么两样,所谓灵魂生活只是人的幻觉和误解;或者虽然有灵魂生活,但因为没有来源而仅是自然界里的一种孤立的现象,所以人的一切精神追求都是徒劳而绝望的。这正是近代以降随着基督教信仰崩溃而出现的情况。我们的确看到,一方面,在世俗化潮流的席卷下,人们普遍对灵魂生活持冷漠的态度,另一方面,那些仍然重视灵魂生活的人则陷入了空前的苦闷之中。
蒂利希的用意无疑是要为后一种人打气。在他看来,现代真正有信仰的人只能到他们中去寻找,怀疑乃至绝望正是信仰的现代形态。相反,盲信与冷漠一样,同属精神上的自弃,是没有信仰的表现。一个人为无意义而焦虑,他的灵魂的渴望并不因为丧失了神界的支持而平息,反而更加炽烈,这只能说明存在着某种力量,那种力量比关于上帝的神学观念更加强大,更加根本,因而并不因为上帝观念的解体而动摇,是那种力量支配了他。所以,蒂利希说:“把无意义接受下来,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行为,这是一种信仰行为。”把信仰解释为灵魂的一种状态,而非头脑里的一种观念,这是蒂利希的最发人深省的提示。事实上,灵魂状态是最原初的信仰现象,一切宗教观念包括上帝观念都是由之派生的,是这个原初现象的辞不达意的自我表达。
当然,同样的责备也适用于蒂利希所使用的“存在本身”这个概念。诚如他自己所说,本体论只能用类比的方式说话,因而永远是辞不达意的。所有这类概念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即宇宙必定具有某种精神本质,而不是一个完全盲目的过程。我们无法否认,古往今来,以那些最优秀的分子为代表,在人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精神性的渴望和追求。人身上发动这种渴望和追求的那个核心显然不是肉体,也不是以求知为鹄的的理智,我们只能称之为灵魂。我在此意义上相信灵魂的存在。进化论最多只能解释人的肉体和理智的起源,却无法解释灵魂的起源。即使人类精神在宇宙过程中只有极短暂的存在,它也不可能没有来源。因此,关于宇宙精神本质的假设是唯一的选择。这一假设永远不能证实,但也永远不能证伪。正因为如此,信仰总是一种冒险。也许,与那些世界征服者相比,精神探索者们是一些更大的冒险家,因为他们想得到的是比世界更宝贵更持久的东西。
1998。10
灵魂的高贵智慧和信仰
——读史铁生《病隙碎笔》
三年前,在轮椅上坐了三十个年头的史铁生的生活中没有出现奇迹,反而又有新的灾难降临。由于双肾功能衰竭,从此以后,他必须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了。当时,一个问题立刻使我——我相信还有其他许多喜欢他的读者——满心忧虑:他还能写作吗?在瘫痪之后,写作是他终于找到的活下去的理由和方式,如果不能了,他怎么办呀?现在,仿佛是作为一个回答,他的新作摆在了我的面前。
史铁生把他的新作题做《病隙碎笔》,我知道有多么确切。他每三天透析一回。透析那一天,除了耗在医院里的工夫外,坐在轮椅上的他往返医院还要经受常人想象不到的折腾,是不可能有余力的了。第二天是身体和精神状况最好(能好到哪里啊!)的时候,唯有那一天的某一时刻他才能动一会儿笔。到了第三天,血液里的毒素重趋饱和,体况恶化,写作又成奢望。大部分时间在受病折磨和与病搏斗,不折不扣是病隙碎笔,而且缝隙那样小得可怜!
然而,读这本书时,我在上面却没有发现一丝病的愁苦和阴影,看到的仍是一个沐浴在思想的光辉中的开朗的史铁生。这些断断续续记录下来的思绪也毫不给人以细碎之感,倒是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