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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
萧统（501—530），梁武帝长子，但未即位即去世，死后谥“昭明”，故世称“昭明太子”。信佛能文。曾编集《文选》三十卷，为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又称为《昭明文选》。
郑玄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南）人。东汉最著名的经学家。遍注《周易》、《毛诗》、《仪礼》、《周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周易乾凿度》、《乾象历》等。乃汉代集经学之大成者。
叶燮
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已畦，浙江嘉兴人。晚年寓居横山，时称“横山先生”。作《原诗》，论述“数千年诗之正变，盛衰之所以然”及诗歌创作各方面的问题，自成一家之言。文·学·散·步·第三章欣赏“文学作品”·第三章欣赏“文学作品”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的作者，似乎又一次证明了文学只是一些理至、情至的荒唐幽渺之言。否则，红学大猜谜的情况也不会发生了。在红学大猜谜之中，贾府论剑，各派争锋，虽然莫衷一是，迄无定论，但每个猜谜者却都满心欢喜，合掌赞叹。这种现象，对于理解“文学作品”的性质与意义，实在是深具启发性的。
文学与科学
第三章 欣赏“文学作品”
008。文学与科学
原来，文学作品依其语言特质所构筑的世界，本来就常是些“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与认知意义的指涉功能无多大关系。因此，歧义与模棱、联想，与想象、感情，与夸饰，都是文学作品中必要的元素。这些元素无一不与科学所导向的世界——那个准确、严谨、价值中立、无感情干扰、重视认知程度、向往客观真实、依赖数据和仪器的世界——相悖反。
故而，早自柏拉图，就开始诋毁艺术家只是玩弄幻象的人，诗人强化感情而戕害理性，更不可宽恕。推广进化论思想的赫胥黎（Thomas Huxley），提倡实用科学，建议放弃研读古典作品。斯诺（C．P。Snow）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更是推波助澜，强调科学文化的重要，批评文学与文人的腐败无能。影响所及，遂有“诗已死亡”、“文学暴卒”之说。在科学意识蔓延的今日，文学若不能证明它具有科学性，其存在的意义差不多就要被否定了。
然而，文学果真需要科学来撑腰吗？一位尊贵美丽的女孩，站在天光下，风姿绰约，就是她存在最好的证明。强拉一位毛发森然的彪形大汉来，说她必须具有彪形大汉的性质才有存在的价值，这种人若非愚蠢，定是癫痫。至于问那文学的创造者（作家）是否疯狂或行为不检，也像讨论宙斯是否犯过强奸罪一样，与其作品无甚关联。
我们必须了解，文学与科学所传达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内容。科学知识所处理的，是可以脱离我们主观态度，不系属于主体，而可以客观断定的真理。这种真理称为“外延的真理”（extensional truth）；反之，便是文学所处理的“内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逻辑实证论者习惯于把前者视为有认知意义的知识，把后者视为没有意义的知识。这样，文学当然要被否定了。
可是，没有认知意义就是无意义吗？《红楼梦》这部小说，我们初读它时，未必能了解或理会历史事实，即使历史上根本没有这个贾府，我们读来还是要痛哭叹息的，还是有真实的意义感觉的。所以，才有人会因读《西厢记》而悟道。这个真实的意义感受，就是科学知识里所不讲的人生具体的真实。
从前，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觑破了这层奥秘，指出诗比历史更真实、更具哲学性，因为诗所处理的不是已经发生的实际事件，而是可能或应该发生的人生。认知的历史对象永远是个别的、外延的，文学则揭示普遍而具体的事物（类似黑格尔所说的具体通性〔concrete universal〕）。文学家若抛弃了原有的职事，而竟去追求外延的、历史的、认知意义的事件，就会像周汝昌写《红楼梦新证》那样，硬把红楼故事镶进曹雪芹的生平里，把一个生机盎然的文学世界塑造成一册按事编列的账簿。戕害文学生命，莫此为甚了。
009。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这并不是说文学必然不理会历史、必然悖逆认知意义，否则，什么“诗史”的尊称、“议论文”的类型，都要被摒诸文学门外了。我们只是认为上述两种知识区分并不是平列对立，而应该是由文学来统摄整个外延知识，且转化为内容真理。
所以，一首诗歌里面，可能有本事、有指涉，但其意义永远不限于这个本事，不止于这层指涉。文学不但描述历史、反映时代，也整理经验、发现意义、创造价值、赋予批评。钟嵘的《诗品》宣称诗歌能够“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就是指文学这种统摄提升并赋予宇宙人生以意义的能力而说的。现实的世界、科学报告所指涉陈述的事实是碳，经过文学语言的运作，却凝聚转化成了金刚石。钻石仍然保留了碳的成分，但其质地与意义已不再是素朴的科学指述所能比拟的了。
就人生而言，文学这种特质异常重要。它在现实的表象世界之上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升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文学彰显了人生具体而普遍的真实意义，引导人们以更宽广的眼界、更诚恳而又敏锐的心态，去认识古今人世变迁的面貌，去品味历史创造的意义与价值，去发掘生命存在的感受。“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是的，若没有文学，科学认知的意义又是什么意义？人生又如何拓展它意义的存在与追求呢？
依循感官经验和理性推论而来的外延知识，其实并不触及意义与价值，因为它只说明“是什么”，而对“何以是什么”、“是什么又如何”等问题不予解答。故认知意义中，见一人只是一人，或只是一哺乳类脊椎直立动物。文学作品中，人的存在却因意义的关系而显示出社会存在的意愿，并进而要求精神意识的沟通，强调生命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诸生命实体间相互激荡、投射、观照，以完成生命交通合一的快慰。《论语·阳货》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真是千古不灭之理，它显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认知活动，也包含统摄在文学的使命中。但文学总是要超越这个层面，才能圆满具足地完成它特质的要求，在文化兴发、人际感通中展现它的意义。
文学语言的特质
010。文学语言的特质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文学在语言的构成方式上，便须有特殊的一套。
从语言学的立场看，语言是记录人类思想情意的符号，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从“志”到“言”，中间有一个传译的过程。这一个过程，并不如一般人所想那么理所当然；要心手相应，中间毫不走失意思，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譬如翻译，要铢两悉称，往往得旬日踌躇。然而，仅仅翻译，也有直译和意译之不同。有译书经验的人都知道，直译在理论上较符合原著，但有时较深微精奥处，直译却会大大妨害原意，意译才能淋漓尽致，若有神助。这也就是说，人内在的志往往需靠一种较迂曲不直的语言，来贴合、来揭示、来“曲”尽其妙。
这一曲，便脱离了清晰的逻辑文体，成为文学的语言。这种语言，往往不是征实的，而是象征的。凭虚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篇终混茫，意乃荡漾无尽。所谓：“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文学语言与认知语言的差别在于，认知语言准确直接，祛除歧义蔓延的联想，而文学语言偏要如此，所以，它本质上即具有“言外之意”。根据这种语言特质而形成的文学境界和美感性质，便常能超以象外，气韵流泻于笔墨不到之处。这个笔墨不到之处，往往最虚灵，但也最真实。因为那是作者最深沉的心灵姿势和生命律动，是与读者产生主客互动的所在，所以能让人咀嚼不已，回味无穷。古人赞美《古诗十九首》“凿空乱道，归趣难穷，读之者四顾踌躇，百端交集”，正是就此境界而说的。逻辑式的语言，哪能如此？
在这样的语言构造里，文学作品必然是“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整个语言建构来自想象的运作，而非知识理性的堆砌。像英国诗人布莱克（William Blake，l757—1827）为了强调想象的重要宣称：“只有一种能力可造就一位诗人：想象、神性的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