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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目前的路线是一九三一年开通的，取代了三十年来那条不完善的、令乘客十分不满的线路。如果你那时不住在这里，便很难想象这些新的路线对城市许多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所有的地区似乎都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原本拥挤繁忙的公园无人问津了，老字号店铺的生意严重受损。
当然啦，另外一些地区意外地发现得了好处，其中就有犹疑桥对面的那片地方，它很快就变成了我们的遭遥地。在新的公路线开通之前，你会发现那里只有几条冷清清的小街巷和一排排瓦房。当时谁也没把这地方当回事儿，说起来只是“占川东边”。新的公路线一开通，在终点站古川站下车的乘客，走几步路就能到达市中心，比乘坐第二条曲里拐弯的电车路线还要快捷，结果就是，在那片地区步行的人突然变得熙熙攘攘。在那里开业的十几家酒馆。经过多少年的惨淡经营，一下子生意兴隆，新的酒馆也一家接一家地开张。
后来成为左右宫的那家酒馆，当时只是叫“山形酒馆”——山形就是店老板，一位退伍老兵——这家是那个地区年头最久的一家。当时它显得有点单调，但我从第一次进城之后，许多年里一直是它的常客。在我的记忆中，直到新的公路线开通了几个月之后，山形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开始另做打算。那片地方将要发展成为一应俱全的饮酒一条街，他自己的酒吧——历史最为悠久，位于三条路的交叉口——自然在当地的诸多酒吧中成了元老。因此，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扩大营业范围。他楼上的商家巴不得把生意转手卖掉，必要的资金也很容易就能筹措到。无论从他的酒吧，还是从整个这片地区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城市官方的态度。
在这一点上，山形的想法无疑是正确的。当时正值一九三三年或一九三四年——你恐怕记得，那个时候考虑建立一个新的娱乐区是不合时宜的。当局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制定政策，严格控制城市生活中的浮华，确实，在市中心，许多更加颓废的场所正在停业关闭。我听着山形的想法，起初不以为然。后来他跟我描述了他脑海里的蓝图，我才深受触动，答应尽力助他一臂之力。
我相信前面已经提到，左右宫的存在有我一份小小的功劳。当然啦，我不是一个富人，在经济上无能为力。但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城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声望。我记得当时我还
没有在国务院的艺术委员会供职，但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他们经常向我咨询政策上的事。因此，我代表山形向当局提出请求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店主打算，”我解释说，“酒馆的主题就是颂扬当今日本正在涌现的新的爱国精神。酒馆的装潢将会体现这种新精神，如果顾客与这种精神格格不入，就坚决要求他离开。还有，店主打算让他的酒馆成为本城画家和作家的聚集地，让那些其作品最能反映新精神的艺术家聚在这里饮酒。关于这最后一点，我已经得到我的许多同仁的支持，其中有画家原田雅之，剧作家三角，记者尾辻繁雄和夏希英二——你们知道，他们的作品都是坚定地效忠于天皇陛下的。”
我接着指出，这样一个酒馆。考虑到它在这里的权威地位，肯定会给这个地区奠定一种令人称许的基调。
“不然的话，”我警告道，“我担心我们又将面对一个以颓废为特征的地区，而我们一直在尽力对抗这种颓废，知道它一直在削弱我们的文化结构。”
当局的反应可不仅仅是默许，而是非常热情，令我感到意外。我想，这又一次说明，人有时候会突然发现他的地位远比他自己以为的要高。我从来不把地位放在心上，所以带给我这么大成就感的并不是左右富的开业，而是我很骄傲地看到我一段时间以来坚持的观点得到了支持——也就是说，日本的新精神与自我享受并不矛盾；也就是说，没有理由把寻找快乐跟颓废相提并论。
于是，新干线开通之后大约两年半，左右宫开张了。装修很讲究，很全面，每个人天黑后在那条路上溜达，都不可能不注意到那灯火通明的店面，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灯笼挂在山墙上，挂在屋檐下，整整齐齐地排在窗台上和门框上。还有那个悬在横梁上被照得亮亮的巨大旗幌，上面是新酒馆的名字，背景是队伍里的军靴齐步前进。
开张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山形把我请到里面，让我选一张最喜欢的桌子，并说那桌子以后就归我一个人使用。我想，这主要是为了感谢我为他做的一点小事，同时，当然啦，也因为我一直是山形酒吧的一位常客。
确实，在山形酒吧变成左右宫之前，我已经光临它二十多年。我并非刻意挑选——就像我说的，这个酒吧并无出众之处——当我还年轻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就住在古川，而山形酒吧正好就在附近。
也许你很难想象古川那个时候有多丑陋。是的，如果你是刚来这个城市，听我提到古川区，你脑海里浮现的大概是今天的那个公园，以及那些名闻遐迩的桃树。可是，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一一那是一九一三年——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小公司的厂房和仓库，许多都已废弃不用或年久失修。房屋老旧破败，住在古川的都是那些只付得起最低房租的人。
我住的是个小阁楼，楼下是一位老太太跟她未婚的儿子一起生活，其实很不适合我的需求。房子里没有电，我不得不点着油灯绘画。房间狭小，几乎连一个画架也放不下，画画时总免不了把颜料溅在墙上和榻榻米上。我夜里工作时，经常会吵醒老太太或她的儿子。最烦人的是，阁楼的天花板太矮，我直不起身子，经常半弓着腰工作几个小时，脑袋还时时撞在房梁上。但是那时候我被竹田公司接受，当画家养活自己，心里非常高兴，也就不太在意这些不如意的条件了。
当然啦，我白天不在阁楼里工作，而是在竹田大师的“工作室”里。工作室也在占川，是一家饭店楼上一间长长的屋子——确实很长，可供我们十五个人把画架放成一排。天花板虽然比我小阁楼的高，但中间严重塌陷，所以我们每次进屋都会开玩笑，说它又比前一天下降了几厘米。屋子从这头到那头都是窗户，本应该使我们有充足的光线作画，可是不知怎的，照进来的一道道阳光总是太刺眼，屋里看上去像一个船舱一样。还有一个问题，楼下的饭店老板不许我们晚上六点之后还留在工作室，因为那时候他的客人开始来了。“你们在上面的声音像一群牛。”他总是这么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同到各自的住所继续工作。
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我们如果晚上不加班，是不可能按时完成工作的。竹田公司以其能在很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画作而自豪。是的，竹田大师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不能在船开走前的最后期限完成任务．那么要不了多久，客户就会去找同行的那些竞争对手。结果就是，我们每天加班加点，熬到深夜，第二天还是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没有赶上计划。当截止日期临近时，我们经常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通宵达旦地绘画。有时候任务一个接一个。我们整天累得筋疲力尽，晕晕乎乎。尽管如此，我不记得我们有哪次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从这里也可看出竹田大师对我们的控制。
我跟随竹田大师大约一年之后，公司里来了一个新的画家。他就是中原康成，我相信你对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印象。实际上，你没有理由接触过它，因为中原康成没有任何名气。他充其量只是在战争爆发的几年前，在汤山区一所中学谋得一个图画教师的职务——听说他现在还在那里就职，当局觉得没有理由像替换他的那么多同行一样替换他。我每次想起他，总记得他叫“乌龟”，这是在竹田公司的那些日子大家给他起的绰号，后来我们交往甚密，我一直亲切地用这个绰号称呼他。
我至今留着一张乌龟的画作——一幅自画像，是他离开竹田公司后不久画的。画面上是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