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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 作者：阮梅
引子（1）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地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这是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2000年3月10日在写给###总理的信中谈到“盲流似‘洪水’”时写下的一段话。
“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人民生活加快改善。但是与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不相适应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局限在农村城镇化实现之前仍然十分突出；农村与城镇人均收入的差距，甚至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于是，“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显出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党和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先后发过近二十个中央文件，其中九个一号文件。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央政府接连出台增加农民收入、减免农业税、免除农村小学学生学杂费等政策，不断加强新农村建设，取得许多深得民心的实效。亿万农民切身感受到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力度。但“三农”问题的形成非“一日之寒”：中国人口总量众多，国情复杂，发展很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很大。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国际竞争之后，“三农”问题尤显突出，农业人口走向城市，加快农业人口向城镇集中的步伐，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降低农业风险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势在必行。于是，在这体制转轨、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农民工的生存状态问题，以及农民工背后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尖锐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何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十四周岁及以下的儿童。
留守儿童一走进我们的视野，就带有巨大的冲击力。
首先是数字上的庞大惊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博士研究生周福林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抽样数据，推算出当年十四岁及以下留守儿童的数量约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达到1981万人。留守儿童集中分布在四川、江西、安徽、湖南、广东、海南等省。2005年5月23日，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和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主办的首届“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援行动研讨会”在郑州召开，这次会议公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是近2000万人。据近年相关媒体报道，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仍有不断增长之势，留守儿童集中分布的省份也在增加。2005年起，我以湖南、河南、安徽、四川、湖北这五个劳务输出大省为考察对象，对农村留守儿童情况进行调查，据我了解的情况，湖南省近年来由于大批农村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2004年全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达到万人，其中跨省劳务输出700多万人。该省打工收入已经占到农民人均收入的。河南、安徽、四川、湖北等省份情况基本相同，各省常年外出务工人员都在1000万人以上，夫妇共同外出打工的均占到了1/3。以此可以推算出各省留守儿童应在300至500余万人。
其次是极端个案的群体亮相。监护人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许多留守儿童患病不能及时得到医治，溺水、触电、车祸等意外伤亡事件屡见不鲜，许多留守儿童还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目标，绑架、拐卖、强奸、诱奸案件时有发生。
再次是暴露的问题触目惊心。大量的留守儿童与父母处在一种天各一方的极不人道的亲子关系模式里，由于缺乏来自父母的亲情呵护与家庭教育和监管，许多儿童过早地承受着成人社会的各种压力，在思想道德、心理健康等方面出现严重问题。不少儿童有害羞、不善于表达的自闭倾向，一半以上的孩子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家庭监管的严重缺位，还导致诸多留守孩子出现行为失范，成为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老大难”。亲情的缺失还严重地影响了孩子与别人的社会交往，导致孩子对周围环境和人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有的出现攻击型性格趋向，自控力差，好冲动，动辄吵闹打架，从而极易被社会上不法分子引诱参与打架斗殴、吸毒、贩毒，甚至被骗去参与买凶杀人，走上犯罪道路。曾有权威媒体在公开的消息中说，全国的刑事犯罪中，有20％的青少年犯罪来自留守家庭。
如果说最初关注留守儿童，还是间接地感触于这一组组数据和媒体上的个案报道，那么，这次历时三年跨越五省的走访调查，让我切身感受到，无数农村留守儿童正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一个家庭、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在整个走访调查过程中；透过许多孩子一双双于苦苦渴盼中渐渐黯淡了的眼神，看着孩子们荒草样被刈去的花样年华，我一直在深思：我们是否有必要以一大批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代价，去换取城市的发展？面对着数以千万计孩子被忽略的人生春天，我好想问，我们的经济发展是否漏算了一代农村儿童的代价？如果孩子的留守是历史的必然，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必须做出的牺牲，那么，在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浮出水面且日趋严重的今天，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庭，甚至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努力来缀补他们那已经破损的成长天空，还孩子们一片充满爱和温暖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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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在新时代的“孤儿”（1）
毋庸讳言，打工大潮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工的付出功不可没。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外出也给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家庭，带来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冲击，中国农村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家”的解构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对家的理解是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句俗语，给了我们最通俗、最生动的答案。然而在打工大潮的冲击下，在非年节的日子里；农村几乎找不到父母子女厮守在一块儿的温馨场景了。一般的家庭，在一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夫妻或一方外出，一方在家带孩子、务农，或夫妻双双外出（往往亦分赴两地），而将孩子留给年迈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生活，或干脆把孩子托给邻居或朋友照顾，与孩子团聚的时间少之
又少。
这种变化，对于成人来说，是使夫妻关系危机四伏。夫妻天各一方；缺乏正常的、必要的沟通，情感长期处于疏离状态，没有寄托，自然会给婚变埋下祸根；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和社会制度对来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又是一个绝对的诱惑，外出的一方来到城市眼界大开，接受了新生活、新观念，或通过努力改变了地位，跟留守一方有了不协调不融合，冲突在所难免，走向离婚，便成了一个必然。
有媒体载，在有25万多农民外出的中部农业大县怀远，县法院近年受理的离婚案逐年增加，从2004年1月19日至2月9日的二十一天内，到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的达120人，2月9日一天受理三十一件，创下该院的历史纪录。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在河南省豫东商丘农村的离婚率已经超过了当地的城镇。据我从一个县法院所了解的情况，2005年度，该院受理离婚案件六百九十一起，起因为当事人外出打工；双方或一方有外遇的，占90％。一个新的情况是，在涉农的离婚案中，妇女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过去多扮演被“遗弃”角色的“秦香莲”们，在进城后，反而比男性更容易生根，也更容易通过各种途径改变地位，特别是一些从贫穷山区走出来的妇女们，一旦脱离原来的生活轨道，便从此再不回家乡，不认前夫、不认儿女，造成许多“事实离异”和子女被遗弃的悲剧。
在西部的重庆，一些基层法庭的法官对打工女诉夫离婚的情形已习以为常了，一个县的一个乡镇法庭2003年办理了一百六十四件离婚案件，2004年上半年受理九十八件。外出打工女起诉离婚案已成为一些律师的主要案源，其中八成以上是外出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