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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韦德已经不在了。屋里只剩我一个人。那一刻我累坏了，没心情管谁在什么地方。我坐下来看着他，等他吐气吸气，然后看看他的脑袋。整颗头沾满鲜血，头发也黏糊糊的带有血迹。看来不太严重，可是头部的伤很难说。
这时候艾琳·韦德来到我旁边，以事不关己的表情静静俯视他。
“对不起，我昏倒了。”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最好叫个医生来。”
“我打过电话给洛林医生。他是我的医生，你知道，他不想来。”
“那试试别人吧。”
“噢，他会来的。”她说，“他虽然不想来，但他腾出手就会尽快赶来。”
“坎迪呢？”
“今天他休假。星期四。厨子和坎迪星期四放假。常规如此。你能不能把他扶上床。”
“没有帮手办不到。最好拿一条小地毯或毯子来。今天晚上很暖和，不过这种病例很容易得肺炎。”
她说她会去拿毯子，我觉得她真好。可是我头脑不太清楚。扛他扛得太累了。
我们给他盖上一床轮船躺椅用的毯子，十五分钟后洛林医师来了，他戴着无框眼镜，衣领浆得硬挺挺的，那副表情活像狗生病了人家要他来清理似的。
他检查韦德的脑袋，说：“表皮伤口和淤青，不会脑震荡。我想他的呼吸已经把他的情况显示得相当清楚。”
他伸手拿帽子，提起皮包。
“别让他着凉。”他说，“你们不妨轻轻替他洗头，把血洗掉。他睡睡就没事了。”
“医生，我一个人没办法扶他上楼。”我说。
“那就让他留在原地。”他漠然地看看我，“晚安，韦德太太。你知道我不医酒精中毒病人。就算肯医，你丈夫也不会是我的病人。我相信你明白这一点。”
“没人要你医治他。”我说，“我是要你帮忙把他搬进房间，好给他脱衣服。”
“你是什么人？”洛林医生冷冰冰地问道。
“我姓马洛。上礼拜我来过。你妻子介绍过我。”
“有趣，”他说，“你是通过什么关系认识我妻子的？”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想——”
“我对你想什么没有兴趣。”他打断我的话，转向艾琳，点个头就往外走。我挡在他和门口之间，背对着门。
“等一下，医生。你一定很久没看那篇叫《新开业医生誓言》的文章了。这个人打电话给我，我住在老远的地方。听来他的状况很差，我连忙赶来，一路上好多次违犯了本州的交通规则。我发现他正在地上，就把他扛进来，请相信我，他可不是一捆羽毛，重死了。仆人不在，这儿没有人可能帮我扶韦德上楼。你有什么感想？”
“让开，”他咬着牙说，“否则我打电话给警署，叫他们派个警官来。身为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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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专业人士，你比一把跳蚤灰还不如。”我说着就让开了。
他满面通红——慢慢地，但是很明显。他气得说不出话来，只管开门走出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关上门。门关上时他特意往里看我一眼。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凶恶的脸和那么凶的目光。
我由门口转过身来的时候，艾琳笑眯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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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告别 19（3）
“有什么好笑？”我咆哮道。
“你呀。你说话口不择言，对不对？你不知道洛林医生是谁吗？”
“知道——我还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她看看手表说：“坎迪现在该到家了。我去看看。他的房间在车库后面。”
她由拱门出去，我坐下来看看韦德。大作家继续打鼾。他满脸冒汗，可是我没取下他身上盖的毛毯。一两分钟后艾琳回来了，坎迪跟在她身边。
漫长的告别20（1）
我停在艾琳房门外注意听，没听见屋里有什么动静，就没敲门。如果她想知道丈夫的状况，她自己会处理的。楼下的客厅灯火通明，但空无一人。我把一部分灯关掉。站在前门边，我仰望二楼阳台。客厅中段是挑空的，与房子的墙壁等高，上面有裸露的横梁，阳台也靠那几根梁柱支撑。阳台很宽，两侧有坚固的栏杆，看来约有三英尺半高。顶端和直立的柱子都切割成四四方方的，以便和大梁搭配。客厅以一道方形拱门隔开，装有双扇百叶门板。餐厅楼上我猜是用人房。二楼这一部分用墙壁隔开，应该有另一道楼梯从厨房通上去。韦德的房间在他书房楼上的一角。我看得见灯光从他敞开的房门反射到天花板上，也看得见门口的顶板。
我把所有的灯关掉，只留一盏落地灯，然后走向书房。书房门关着，却亮着两盏灯，一盏是皮沙发一端的落地灯，一盏是有灯罩的桌灯。打字机在灯下的架子上，旁边的书桌上堆着乱糟糟的黄色纸张。我坐在一张有衬垫的椅子上，打量屋里的陈设。我想知道他怎么撞破脑袋的。我走过去坐进他书桌边的椅子里，电话在左手边。弹簧的弹力没有那么大。如果我向后倾过了头，脑袋可能会碰到桌角。我弄湿手帕，擦擦木头。没有血迹，什么都没有。桌上东西很多，包括两尊青？大象夹着一排书，还有一个老式方形玻璃墨水瓶。我摸摸墨水瓶，干干净净的。反正也没什么用，如果是别人打他，凶器未必在屋里。而且没有别人在场做这件事。我站起来，扭开檐板灯，光线射进黑暗的角落，原来答案这么简单。有个方形金属字纸篓侧倒在墙边，纸都洒出来了。字纸篓不会走路，一定是被人推倒或踢倒的。我用沾湿的手帕试试尖角。这回擦到了红棕色的血迹。没什么奥秘可言。韦德跌倒，脑袋撞到字纸篓的尖角——可能是擦撞——自己爬起来，把那鬼东西踢到房间另一头。很简单嘛。
接着他可能又喝了一杯快酒。酒在沙发前的酒几上：有一个空瓶、一个四分之三满的酒瓶、一只热水瓶和一银钵的水，之前应该是冰块。只有一个玻璃杯，而且是大型经济杯。
他喝了酒以后，觉得好多了，发现电话听筒从叉簧上垂落下来，可能想不起他用电话做过什么。于是，他走过去，把电话筒放回基座。时间大致吻合。电话让人有强迫感，我们这个时代受小机械所折磨的人，提起电话是又爱、又恨、又可怕。但他对电话一向恭恭敬敬，连酒醉都不例外。电话是物神。
正常人会先对话筒说声“喂”，确定没通才挂掉。一个醉醺醺又跌了一跤的人就不见得了。反正没什么大不了。也可能是他妻子挂的，说不定她听见跌倒声和字纸篓撞墙的响动，来到书房。大约此时最后一杯酒的劲头已经发作，他蹒跚走到屋外，穿过前草坪，在我发现他的地方晕倒。有人来找他。此时他已不清楚来者是谁了。说不定是老好人韦林杰医生呢。
到目前为止还讲得通。那他妻子会怎么办？她应付不了他，没法跟他讲理，可能不敢尝试。那她会叫人来帮忙。用人不在，只得打电话。好，她打过电话给某人。她曾打给洛林医生。我以为她是在我抵达后才打给他的。尽管她没这么说。
再下去有点儿说不通了。按理说她会照顾他，寻找他，确定他有没有受伤。温暖的夏夜在外面地上躺一会儿没有大碍。她搬不动他。我是使尽全力才办到的。可是谁也料想不到她竟站在门口抽烟，不太清楚他究竟在哪里。你能料想得到吗？我不知道她受过什么罪，那种情况下他是多么危险，以及她多么害怕走近他。我到的时候，她对我说：“受得了的我都忍受了。你去找他。”接着她就走进屋内晕倒了。
这事我还是伤脑筋，但我只能暂时不追究。我必须假设她经常面对这种情况，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只能顺其自然，才会这么做。就是这样。顺其自然。让他躺在地上，等某人带医疗工具来应付他。
还是伤脑筋。坎迪和我扶他上楼睡觉，她告退回自己房间，我也觉得不安。她说过她爱那个人。他是她丈夫，两人已经结婚五年，他清醒时人很好——这是她自己说的。一喝醉就完全变了，变得非常危险，所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