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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捧着一包爆米花第一次走进电影院看了部叫《红番区》的电影，连带以后的《霹雳火》导致我短暂地暗恋上了成龙，但谁都不会想到以后我的职业和这个硕大的屏幕紧密相关。
1995年，有个叔叔开着捷达接我们去吃饭，我感到倍儿有面子！
1995年，老狼凭借《同桌的你》成了文艺青年们的偶像，但我最喜欢的歌星是高枫，最喜欢的MTV是《大中国》，那个精瘦谢顶的男人豪迈地唱着：“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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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
在我九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了关于“死亡”的念头。
我在午睡的时候脑子里莫名地出现了一座白色的坟头，上面插着根木棍，塑料布随风招摇，地下是焚烧不尽的纸钱。我不知道那是谁的坟头，但是置身梦境中的我浑身冰凉，感觉死了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被全世界的抛弃，孤单才是整个画面的色彩。我躲在被窝里哭了一中午，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也会被埋在这座坟头里，孤苦伶仃，爸爸不在了，妈妈也不在了……
后来我又从十五层高楼向下张望，看着渺小的人群川流不息，我内心想的却是如果我跳下去身体会不会飞起来，或者有个什么人能突然伸出手把我拽住，我能不能双脚着地，以一个漂亮的姿势完成这次空中旅程？
剩下的和死亡有关的记忆是每次生病的时候，我就会想头疼会不会是脑癌，胃疼会不会是胃癌，流鼻血会不会是鼻癌，我妈总是大骂我“乌鸦嘴”，害得我不敢再问她，屁股疼是什么癌了？
后来我也会莫名其妙地心里产生一阵恐惧，走在过街天桥上，看周围人来人往就会想桥会不会承受不住大家的重量突然塌了，看着天上轰鸣而过的飞机，就特害怕它掉下来砸死我，连坐公共汽车都害怕恐怖分子安置了炸药，“哗啦”一声，灰飞烟灭了。
童年最喜欢的游戏是翻绳，每天上学前都会在兜里揣上这么一根绳子，每逢课间就缠着小伙伴们一起来玩。我还记得最原始的招数叫做“飞机”，第二步可以变成“面条”，第三步叫做“茅坑”，第四步以后就千变万化了，翻到不能翻还有个终极招数叫做“飞机场”。
我把翻绳自诩为聪明人玩的项目，以此来对抗另一拨身体轻盈的姑娘玩的跳皮筋，因为在那项游戏里我只有撑绳的份，每次跳死了虽然能在同伴埋怨的眼神中获得重生的机会，但很快第二次机会又被我浪费了。我实在搞不清楚同样都穿的是白球鞋，为什么别人的脚趾就能那么轻而易举地钩筋、捻筋，为什么别人就能轻松地从脚踝跳到头顶，别的女孩玩“踩一踩二”能顺利通关，而我玩最简单的“跳茅坑”还死得飞快。
渐渐的，我对跳皮筋这项本该属于我的运动产生了抵触，带头成立了聪明人才能参加的“翻绳小分队”。
我并不是一个善于说谎的人，这在我九岁的时候就有了预兆。
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要去上班，爸爸在嘱咐了认真做作业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以后，转身补充了一句：“不许偷看电视！”我点头称是，一般正经地摊开作业装出一副好好学习的样子，直到爸爸带着狐疑的目光锁上家门。
听见爸爸进电梯的声音，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掀开电视布，打开电视机，把频道挑到期待已久的动画片，津津有味地看起了电视。可没过多久，楼道里就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爸爸杀了个回马枪，以忘带东西为名专门检查我是不是在偷看电视。
紧接着就是我慌乱的一通忙乎，关电视、盖电视布、端坐书桌前几个动作一气呵成，还要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可惜姜还是老的辣，爸爸摸了摸电视的通风口，无奈地摇了摇头，冲我又重申了一遍：“不要偷看电视！”
每到假期，回到另一处住所，我就跟电视形影不离，要用那一个月的时间把我一学期错过的节目统统补回来。
至今难忘的电视剧是香港亚视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四个青春正好的女子在丽花皇宫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生死离别，也见证了香港的荣辱兴衰。温柔可爱的小蝶，才华横溢的家豪，才子佳人却终究擦肩而过。善良的凤萍毅然决然地饮下了爱情的苦酒，傻人有傻福的露露才抓住了幸福的真谛，而善于压抑感情的莲茜在爆发时才最过热烈。总会因为情节的跌宕起伏而掉下眼泪，会为了小蝶、家豪两个明明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而痛骂编剧，关于爱情的朦胧感觉也因为这部电视剧而慢慢滋生了。
江华取代成龙成了我新的偶像，天真烂漫的邓萃雯也成了我模仿的对象。可怎知十年后，他们一个成了《寻秦记》里的大恶之人，一个成了《金枝欲孽》里城府极深的如妃。又怎知十年后，我们对于爱情的态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1996年（2）
每所小学都有项万恶的规定就是卷子要家长签字，我学习成绩一向优秀，所以每次让爸爸签字的神情也是兴高采烈，从没想过模仿爸爸签名，更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把需要签字的试卷扔进垃圾道。
应该是一次失败的数学考试，在不上九十八就是大逆不道的苛刻要求下，八十多分的卷子简直是有辱家门。我战战兢兢地找到数学老师，天真地要求他能否给卷子上写上几句话，让爸爸不要批评我。年轻的老师白了我一眼，说：“写什么啊，你直接扔了不更一了百了？”然后继续谈笑风生，根本没注意到我涨红的脸和被紧紧握在手心已经皱巴巴的卷子。
那卷子我先是藏在了航模小组的飞机模型里，等过了一个星期看老师和爸爸丝毫没有追查的意思时，我就把它掰开了、揉碎了扔进了黑漆漆的垃圾道，我撕卷子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爽！
九十年代中期，喜乐已经被乐百氏逼到了绝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我补充营养的方式也从喝喜乐变成了喝酸奶。
那个年代每个小卖部都有这样的陶瓷罐酸奶，罐子是可以回收的，用红色的橡皮筋套了薄薄的一层纸，一块五就能喝个畅快淋漓。但每次我跟爸爸都要两块钱来买酸奶，找回的五毛钱就被我悄悄地攒下来，可以买一包气泡糖，一块魔鬼糖，也可以攒几天买一个口红糖或者戒指糖，拥有几块钱的小金库是件令人幸福的事情。
然后有一次，固定卖酸奶的小卖部关门停业，我嘴馋得又实在想喝酸奶，爸爸拉着我说：“正好我今天零钱就一块五，不够买酸奶的，先回家去吧，等你妈回来再说。”
我抓起那一块五毛钱就往另一家小卖部跑，美美地喝上了一罐酸奶。
结果是爸爸说：“既然这家的酸奶便宜五毛钱，你以后就跟这里买吧。”
我说：“不嘛，这家的酸奶不好喝！两块钱的酸奶最好喝！”
还记得吗？气泡糖是有汽水味道，含一会就会融化的碳酸糖；魔鬼糖是放在嘴里，会让舌头变颜色的色素糖；口红糖是模仿口红形状，可以一口一口舔着吃的色素糖；戒指糖是模仿戒指形状，戴在手上吃的色素糖……
原来童年最令我们着迷的东西都是垃圾啊！
1996年，我的爸爸终于有了一台数字寻呼机，每天唯一接收到的传呼是天气预报，而别人的爸爸开始有了砖头大哥大。
1996年，北京最热门的旅游地点是“新马泰”——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
1996年，班上有些小朋友买了电脑，可我却连电视都看不上。
1996年，学校里开始配备营养早餐，可我总是倒掉牛奶，因为上面漂浮着一层白色的奶皮。
1996年，我很难过地发现，马上我的年龄就要两位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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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
我的十岁是伴随着一系列大事件一起到来的。
二月份的时候，邓小平爷爷离开了我们，院子里的小朋友都有了一项共同的功课——制作小白花。
第二天的时候，全校听课观看邓爷爷的悼念仪式，而且是起立观看，我们每个人胸口别着自己做的小白花，却拼命地去瞄别人胸口的小白花，因为私下里我们搞了小白花制作比赛。那天我第一次看见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只升起了一半，而我的小白花在追悼会进行一半的时候就散架了。
七月份的时候，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在此之前有个四十来岁黑了吧唧的男人成功的驾驶越野车飞越了黄河。虽然我觉得那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但是国人的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