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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上面多多少少有我的影子，却又是独立的个体。
十五岁那一年创作出的文字，在我现在看来，也依然是无法逾越的高度。那些华丽的辞藻，要一口气不间断才能念完的长句，交叉并列的选择性结构以及发生在五代十国的凄美挽歌，至今都让我引以自豪。
可它的出版过程却又一波三折。
2004年的时候正是青春文学市场最红火的时候，无数打着“80后”旗帜的作品层出不穷，甚至有人为了赶上这趟风潮，居然把自己1979年的出生日期悄然换成了1981年，洋洋自得地混迹在80后的队伍里。每家出版机构也以高起印、高版税的丰厚条件拼命地征集书稿，在封面上打打地标明“80后”、“青春文学”几个字仿佛就成了畅销的保证。没有独立作品的写手们，就几个人攒出一本文集，自诩为“80后的最强音”。而如今当我再回头看看那时蜂拥而起的出书浪潮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还有继续出版自己作品的机会，而更多的追赶潮流的孩子们，被过早地淹没在“才华早逝”的悲剧里。
起初，我却选择了一家很让人出乎意料的出版社——译文出版社。最先是一个孟姓女编辑写信给我，说非常喜欢我的作品，希望有机会合作，译文出版社现在也很重视青春文学的市场。紧接着我就把《新房客》的书稿发了过去，得到了孟编辑的高度赞许，随即进入了出版流程。
正规出版社的出版往往要经历三次审稿，我前两次都顺利地通过了审查，也接受了译文社很苛刻的条件，但是一想到能跟出版了无数国外知名作家作品的出版社合作，心里还是有抑制不住的喜悦，我希望这部作品在出版的时候就能有一个很高的起点。可是在终审的时候，一切幻想化为泡影，《新房客》被毙掉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的内容晦涩。
已经把全部尽力投入到译文出版社甚至开始筹划插图制作的我，不得不抽身而退，一个人与多家出版公司打交道。从第一本书开始，我就秉承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诲，从不轻易麻烦别人，所以当联系出版的时候，我依旧一个人孤军奋战，在大人的世界里为自己争取最大化的出版权益。
与第二家出版公司的交战更令我筋疲力尽，在一个七个人规模的公司里，我分别和三位总经理打过交道，有的是妇人心，有的是出版门外汉，有的是老奸巨猾，和他们接触的四个月里，我已经深谙成人世界里的规则，学会了微笑着强硬。出版的过程依然一波三折，虽然条件谈妥，但出版社的选择和插图风格上都发生了严重分歧，而此时另一家公司又以更高的首印向我抛出了橄榄枝。虽然总是看不惯这家老板脸上挂着的冷漠，但他的条件以及对书精益求精的制作又实在让人难以抗拒，我们甚至签好了合同，等待与之前的公司摊牌。
经历了巨大人员调整的第二家公司，保留下来的主力就是那个老奸巨猾的经理，他用整整一下午来说服我留下来，并把出版过程中我拥有的自主权承诺得天花乱坠。虽然在日后付诸实践中我发现了所谓的承诺与保障和放屁没有区别，但是在当时，在我感性永远胜于理性的思维里，我还是重新回到了第二家状况并不好的公司，希望大家一起努力能让彼此都有全新的开始。而第三家公司的老板在我表示歉意以后，立刻气愤得撕毁了合同，再无联络。
当归属有了着落后，为了能让它能成为可以流传下去的作品，我为它呕心沥血，邀请了当红的插画家梁毅绘制插图封面，从小小的书眉到具体宣传方案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甚至还自己联系了当时榕树下的总编路金波来做连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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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
我不断调和着各方面的矛盾，承受着因为内容晦涩而被不同出版社枪毙的痛苦，还要兼顾着自己学校的功课。每天我都有不同的分裂状态，是学生、是作家、是监工、是设计者，而也正是这一次次的磨炼，让我了解了出版的整个流程，应对了无数障碍，也为以后的出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更让我在其中明白的是，挑一个负责任、信誉好的出版商是多么地重要。
直到04年国庆的时候，这本书终于被送到了我的手里，而它已经与我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并且改头换面拥有了另一个名字《生如夏花》。
可我依然还是爱它，爱它生机勃勃的封面，爱它色彩艳丽的插图，爱它精心设置的书眉，爱它泛黄的轻质纸，爱它里面承载的太过丰厚的情感。我在写作它的时候倾尽了全部气力，而为了他的出版又鞠躬尽瘁。在拿到书的第二天，我就患上了一场严重支气管炎感染，发烧到四十度的时候我依然把这本书放在怀里，仿佛拥有了他我就拥有了世间的一切。
我甚至每个周末都会跑到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挨家挨户地去看书的铺货情况，假装零售商要求他们快点上货，也曾在新华书店，把自己的书悄悄挪到最显眼的位置。
《生如夏花》在我的创作过程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直至今天我的名字依然和作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的加印三次也证明了它得到的广泛共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会收到十几封读者来信，向我讲述自己对“那时花开”的渴望，以及拥有着与我相似的悲观、敏感、任性、喜怒无常、深陷绝望的性格，我知道太多的孩子和我一样过着麻木不仁的生活，希望可以脱离现实的一切。
十六岁时对周遭生活的深深不确定感，以及对某种事物的偏执型地喜爱，都成为了那段青春岁月里最刻骨铭心的印记。
而作品出版以后我又走向了讨要版税的不归路，也让我对金钱有了最初的概念，第一本书赚到的一万多块钱我悉数交给了妈妈，而这本书更加丰厚的稿酬却让我牵肠挂肚了三年。出版商编织了各种拙劣的借口来拖欠版税，而我妈妈也编制了各种荒诞的理由来索要版税，甚至拉着同事一起索要版税，终于在2007年的时候，对方付清了全部版税，而我妈也成了出版圈里闻风丧胆的人物。
2004年我在一档备战雅典奥运会的节目里，看见了一个爱唱《melody》的满脸痘痘的高大男孩子，他喜欢流行音乐，爱上网聊天，爱穿运动名牌，与我们并无差别。可几个月后他就成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偶像，雅典奥运会上火箭一般的速度率先跨越了终点线，他成为中国田径史上掀开新篇章的英雄人物，那个高高大大的男孩不再运动场边小声地唱着陶喆的歌，而是站在了央视的演播大厅里，唱着英雄的赞歌。
2004年初，我们开始“欢欣鼓舞”地迎接禽流感的到来，孩子们一边高举着肯德基的鸡腿，一边期盼着放假的好消息。可是没几天，禽流感远不如一张苍白的通缉令来的恐怖，偏远地区的房子上都贴了一张A级通缉令，照片上皮肤黝黑的广西男孩在大学里用铁锤砸死了四个同学，而更多的传闻是他流窜到了北京。我们又开始关注周围有交流障碍的同学们，生怕那天会被铅笔刀给捅死。
2004年环球嘉年华成了年轻人谈论的时尚话题，每天电视里都播着年轻情侣抱着巨大毛绒玩具欢快的笑脸，可是我却悄然计算了一笔账，在嘉年华上所浪费掉的钱，远远购买几个大型毛绒玩具了。
2004年，我学校所在的簋街上悄然开起了几家鸭脖子店，随即以大火燎原之势迅速地向京城扩展。每天晚上下课回家我都会被车停在路边，买上三块钱的藕，或者两块钱的豆腐干，有时还能免费品尝一下昂贵的鸭肠。簋街上有家叫“哈哈镜”的鸭脖子店总是门庭若市，但年轻的男店员总是臭着一张脸，严苛地规定着少于多少钱不卖，但依然有数不尽的顾客从京城的各个角落赶来排着队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的买，嚼着鸭脖子的劲可以用乐不思蜀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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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
2004年，满大街音像店里放的都是同一首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过去来的要晚一些……
后记· 我又再度恋上昨天（1）
结束这本书的创作时，我发现自己许久未走出家门，于是随便披上了一件桃红色的耐克限量版卫衣，光脚穿了单鞋，不带任何通讯工具，口袋里只有零碎的钞票，心情舒畅的走在阳光下。
先是和一堆民工一起在热腾腾的麻辣烫面前挥舞着爪子，紧接着去附近的超市为自己买了一包康元的椰子味饼干当作奖励，那包饼干是六块钱，我小时候总是舍不得买，远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