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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埋尸队队员在苦力结束后，多半也被枪杀了，但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清晨，埋尸队队员尚不知道等在前面的是同样的惨死。没被枪杀的有些因为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最低一档的汉奸，有些纯粹是因为幸运，还有个把聪明的，在后期觉得靠干这个挣薪水口粮（挣得还不错）不是什么好事，突然就消失了。总之，是埋尸队中活下来的个别人，把他们的经验告诉了我姨妈那类人——那类死了心要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三八年春天日本兵在南京屠城的事件追究到底的人。
军人们进入教堂的第二天早上，阿顾失踪了。
第九章
阿顾是天没大亮时出去打水的，到了天大亮，他仍然没回来。
法比。阿多那多来到地下室，问赵玉墨她是否把去水塘的路线跟阿顾讲清楚了。赵玉墨确信她讲清楚了，并且阿顾说他知道那口小水塘，是个大户人家祠堂里的水塘，供那大户人家夏天养莲。
法比说：“那阿顾去了三个多钟头了，还没回来！”
法比从两件袍子里挑了一件稍微新一些的换上，又用毛巾擦了擦脸。他要去找阿顾，万一日本人麻烦上了阿顾，他希望自己这副行头能助他一点威风。不找阿顾是不行的，连担水的人都没有，像陈乔治这样的年轻男子，一律被日本人当中国战俘拉走枪毙，或者砍头，据最后两个撤出南京的美国记者说，日本兵把砍下的中国人脑袋当奖杯排列照相，在日本国土上炫耀。
法比按赵玉墨讲的路线沿着门口的小街往北走，到了第二个巷子，进去，一直穿到头。街上景观跟他上次见到的相比，又是一个样子，更多的墙黑了，一些房子消失了，七八只狗忙忙颠颠地从他身边跑过。狗在这四天上了膘，皮毛油亮。法比凡是看到一群狗聚集的地方就调开视线，那里准是化整为零的一具尸首。
法比右手拎着一只铅桶，随时准备用它往狗身上抡。吃尸体肉吃疯了的狗们一旦变了狗性，改吃活人，这个铅桶可以护身。从巷子穿出，他看见一片倒塌的青砖墙，是一片老墙。断墙那边，一注池水在早上八点的天光中闪亮。池塘边阿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许阿顾碰到了什么好运，丢下苍老的英格曼神父和他自己菲薄的薪水离去了。也可能阿顾被当成苦力被日本人征到埋尸队去了。尸体时时增多，处理尸体的劳务也得跟着增长才行。
池塘里漂着枯莲叶。这是多日来法比看见的最宁静和平的画面，他将铅桶扔进塘中，打起大半桶水，沿来路回去。这点水对于教堂几十口人来说，是杯水车薪，必须用英格曼的老宝贝福特运水。
法比回到教堂，将福特的后排座拆出去，把教堂里所有的桶、盆、大锅都搜集起来，塞到车上。第一车水运回来，陈乔治煮了一大锅稀粥，每人发了一碗粥和一小碟气味如抹布、口感如糟粕的腌菜，但所有人都觉得是难得的美味。
地下室里的女人们和女学生们已经好几天不漱不洗，这时都一人端一杯水蹲到屋檐下的阴沟边，先用手绢蘸了杯子里的水洗脸，再用剩的水漱口刷牙。
玉墨用她的一根发带沾上水，细细地擦着耳后、脖根，那一点点水，她舍不得用手绢去蘸，她解开领口的纽扣，把刚用水搓揉过的绿发带伸到上半部胸口，无意间发现法比正呆呆地看着她，她小臂上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某种病恹恹的情愫在她和法比之间曲曲扭扭地生长，如同一根不知根植何处的藤，从石缝中顶了出来。
等法比第三次去那小池塘打水时，就发现了阿顾的去处。祠堂前面居然驻着一个连的日本兵，是他们把阿顾打死的。法比断定出这样一个始末，阿顾担着两个水桶走到池塘边，正好碰见几个日本兵需要他的水桶，阿顾不懂他们叫唤什么，日本兵觉得让这个中国人懂他们的意思太费劲，就一枪结果了阿顾。中了弹的阿顾懵头懵脑地逃跑，却是在往池塘中心跑，追上来的第二颗子弹使阿顾沉进水里。
那口池塘实在太浅了，法比运了三趟水，扎在淤泥里的阿顾就露出了水面。法比趟着没膝的泥污，把阿顾往岸上拖，拖着拖着，法比感觉到自己有了观众：十多个日本兵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身后，十几个枪口都对准他。但法比的脸一转过去，枪口便一个挨一个地垂下去。法比的白种人面孔使他得到了跟阿顾不同的待遇。
这一次法比的车没有装水，装回了阿顾。黑瘦子阿顾被泡成了白胖子，英格曼神父简单地给了阿顾一个葬礼，将他埋在后院墓地。
女学生们这下知道，这两天喝的是泡阿顾的水，洗用的也是泡阿顾的水，阿顾一声不响泡在那水里，陈乔治用那水煮了一锅锅粥和面汤……
书娟感到胃猛一动，两腮一酸，一股清凉的液体从她嘴里喷出。
她从阁楼上下来，想让新鲜空气平复一下恶心。
这时她看见地下室仓库透气孔前面站着几个同学，是徐小愚、苏莫，第三个叫刘安娜，安娜也是个孤儿。那天徐小愚向同学们出卖了书娟，书娟一直不痛快她，睡觉时用背朝着她。徐小愚可不缺密友，马上就用刘安娜填了书娟的空。书娟猜出，徐小愚的父亲假如此刻来接女儿，徐小愚会请求父亲带走刘安娜而不是她孟书娟。尽管这样，书娟也铁下心决不主动求和。
书娟发现女同学们在看什么。从离地面两尺多高的扁长的透气孔看进地下仓库，可以看到一个宽肩细腰的男子背影，虽然法比借给他的绒线衣嫌宽嫌长，但肩膀脖子还是撑得满满的。这是能把任何衣服都穿成军服的男子。女学生们都知道二十九岁的少校叫戴涛，在上海抵挡日军进攻时打过胜伏，差点把日军一个旅赶进黄浦江，这段经历是英格曼神父跟戴少校交谈时打听出来的。戴少校对撤离上海和放弃南京一肚子邪火，并且也满脑子不解。从上海沿线撤往南京时，按德国将军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指导建筑的若干钢筋水泥工事连用都没用一次，就落花流水地溃退到南京。假如国军高层指挥官设计的大撤退是为了民生和保存军队实力，那么由国际安全委员会在中、日双方之间调停的三日休战，容中方军队安全退出南京，把城市和平交到日方手中协议，为什么又遭到蒋介石拒绝？结果就是中国军队既无诚意死守，也无诚意速撤，左右不是地乱了军心。英格曼神父和戴涛少校在这样的话题中有着共同兴趣。
受伤的小兵王浦生被窑姐们套上了貂皮大衣，绷带不够用，换成了一条条花绸巾。本来就秀气的男孩，经这么打扮，几乎是个女孩子，他靠在地铺上，铺边坐着豆蔻，各人手里拿着一把扑克牌，一本旧杂志搁在两人之间当牌桌。
从透气孔看不清地下仓库的全貌，谁挪进“西洋镜”的画面就看谁。现在过来的是赵玉墨，她低声和戴少校交谈着什么，没人能听见两人的谈话，无论我姨妈孟书娟怎样紧绷起听觉神经，也是白搭。她有些失望，戴少校对玉墨这种女人也会眉目传情，令十三岁的书娟十分苦闷。
既然我姨妈书娟无法知道玉墨和戴涛的谈话，我只好凭想象来填补这段空白。在日本兵的屠杀大狂欢的缝隙中，一个名妓和一个年轻得志的军官能谈的无非是这样的话。
“头一眼看到你，就有点面熟。”
“不会吧？你又不是南京人。”
“你也不是南京人吧？在上海住过？”
“嗯，生在苏州，在上海住过七八年。”
“最近去过上海？”
“去过好几回。”
“跟谁去的？有没有跟军人去过？就在今年七月？”
“七月底，正热的时候。”
“一定是那个长官把你带到空军俱乐部去了，我常常到空军俱乐部去混。”
“我哪里记得？”
玉墨笑起来，表示她记得牢靠得很，就是不能承认，那位长官的名声和家庭和睦是很要紧的。
是红菱的叫嚷打断了玉墨和戴涛的窃窃私语。
“我们都是土包子，只有玉墨去过上海百乐门，她跳得好！……”
红菱是在回答上士李全有的请求。李全有请红菱跳个舞给他看。
所有女人都附和红菱：“玉墨一跳，泥菩萨都会给她跳活了！……”
“何止跳活了，泥菩萨都会起凡心！”
“玉墨一跳，我都想搂她上床！”
这句话是叫玉笙的粗黑窑姐说的。
戴少校说：“玉墨小姐，我们死里逃生的弟兄求你一舞，你不该不给面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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