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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哑了。
神父又说：“军官先生，拿武器的人和我是谈不通的。请放下你的武器。”
军官垂下枪口。
“请问你是谁，怎么进来的？”法比问持枪者。
“这里有什么难进？我进来两天了。”军人说，“本人是七十三师二团少校团副戴涛。”
一阵咬耳朵的声音传来，针锋相对的人们刹那间岔了神。书娟稍微探出身，看见以红菱为首的五六个女人从厨房那边走过来。这下她们不会再叫“闷死了”！她们看见了独轮车里血肉模糊的一堆，都停止了交头接耳。这些女人也是头一次意识到，这院子里的和平是假象，她们能照常嘻笑耍闹也是假象，外面血流成河终于流到墙里来了。
“日本人什么时候行刑的？”神父看着独轮车里的伤兵问道。
“今天清早。”埋尸队队员回答。
“日本人枪毙了你们多少人？”少校问道。
“有五六千。”拄拐的上士说，这是悲愤和羞辱的声音，“我们受骗了！狗日的鬼子说要把我们带到江心岛上开荒种地，到了江边，一条船都不见……”
“你们是一五四师的？”少校打断他。
“是，长官怎么知道？”上士问。
姓戴的少校没有回答。上士的方言把他的部队番号都告诉他了。“赶紧找个暖和地方，给他包扎伤口。”少校说。就像他攻占了教堂，成了这里的主人了。
推车的、架拐的正要动作，英格曼神父说：“等等。少校，刚才我救了你们一次，”他指指大门口，“我没法再救你们。有十几个十来岁的女学生在教堂里避难，让你们留下来，就给了日本人借口进入这里。”他的中文咬文嚼字，让听的人都费劲。
“他们如果出去，会被再枪毙一次。”少校说。
红菱此刻插嘴：“杀千刀的日本人！……长官，让他们到我们地窖里挤挤吧！”
“不行。”英格曼神父大声说。
“神父，让他们先包扎好伤口，看看情况再说，行吗？”法比说。
英格曼神父说：“不行。这里的局势已经在失控。没有水，没有粮食，又多了三个人……请你们想一想，我那十六个女学生，最大的才十四岁，你们在我的位置上会怎么做？你们也会做我正在做的事，拒绝军人进入这里。军人会把日本兵招惹来的，这样对女孩子们公道吗？”他的中文准确到了痛苦的地步。
上士说：“没有我们，日本人就不会进来了吗？没有他们不敢进的地方！……”
英格曼顿了一下。上士的辩驳是有力的。在疯狂的占领军眼里，没有禁区，没有神圣。他转向上校：“请上校体谅我的处境，带他们出去吧。上帝保佑你们平安到达安全地带。上帝祝你们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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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推到那里面。”少校对埋尸队队员指指厨房。“给他们一口水喝，再让我看看他的伤。”少校像是根本听不懂英格曼神父的中国话。
“不准动。”英格曼挡在独轮车前面，张开的黑袍子成了黑翅膀。
少校的枪口又抬了起来。
“你要开枪吗？开了枪教堂就是你的了。你想把他们安置到哪儿，就安置到哪儿。开枪吧。”英格曼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六十岁是个死而无憾的年纪。
少校拉开手枪保险。
法比嘴大张了一下，但一动不动，怕任何动作都会惊飞了枪口里的子弹。
独轮车上的伤兵哼了一声。谁都能听见那是怎样痛苦的垂死生命发出的呻吟。这声呻吟也让人听出一股奶声奶气来，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刚变声的嗓音。少年士兵疼成那样，人们还在没完没了地扯皮，在如此的疼痛面前，还有什么是重要的？连生、死都不重要了。
“好吧，你们先处理一下伤口再说。”英格曼神父说。
“水已经烧热了！”陈乔治一直悄悄地参与在这场冲突和扯皮中，虽然一言未发，但立场早就站定，并自作主张地开始了接待伤员的准备，现在，洗礼池中最后的饮用水已在锅炉里加热了。
陈乔治忙不迭给独轮车带路，拄树枝的上士跟在后面。窑姐们此刻都从地下室上来了，一声不吱地看半死的小兵和跛腿上士，看不出是嫌弃还是恐惧，既像夹道送葬又像夹道欢迎。
姓戴的少校正要跟过去，英格曼神父叫住他。
“少校，把你的枪给我。”
军官皱起眉：这洋老头想什么呢？日本人还没能缴他的械呢！
“你如果想进入教堂的保护，必须放下武器。本教堂的优势是它的中立性，一旦有武装人员进驻，就失去了这个优越性。所以，把你的枪给我。”
少校看着他的异族浅色眼睛说：“不行。”
“那我就不能让你待下来。”
“我不会待下来的，可能也就待一两天。”
“在这里待一分钟，你也必须做个普通公民。如果日本人发现你带着武器待在这里，我就无法为你辩护，也无法证明教堂的中立地位。”
“如果日本人真进来，我没有武器，只能任他们宰割。”
“放下武器，你才能是普通难民在这里避难。否则，你必须立刻离开。”
戴少校犹豫着，然后说：“我只待一夜，等我从那两个伤兵嘴里打听到日本人屠杀战俘的情况，我就走。”
“我说了，一分钟也不行。”
“少校，听神父的吧。”法比在一边说道。“你自己伤得也不轻，从这里出去，没吃没喝，到处是日本兵，你能走多远？至少把伤养养，身体将息一阵再走。”他的江北话现在用来讲道理倒挺合适，听起来像劝村子里一对打架的兄弟。
戴少校慢慢地把枪保险关上，咔嗒一声。然后他把枪口掉了个头，朝向自己，让枪把朝着英格曼神父。
书娟看出他的不甘心，正如她刚才也看出神父被迫让步时的不甘一样。
第八章
那个上士名字叫李全有，小兵叫王浦生，这是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同学们第二天就知道的。小兵的兵龄才一个月，是从家门口的红薯地里直接给拉进兵营，套上军装的。套上军装当天，他得到一把长枪，一条子弹带，然后被拉到打谷场上，学了几个刺杀动作，操练了几个射击姿势，就被拉到了南京。他连一枪都没有捞到放，因为长官说子弹太金贵，都留到战场上去放吧。可是他在战场上也只捞到放几枪，就挂了彩，整个大部队投降的时候，他还不太明白他的军旅生涯已经结束了，他十五岁的一条命，也差不多结束了。
上士李全有的左腿受伤很重，挨了四刀，膝盖后面的筋被扎断了，因此这条腿像是他身体上最先死亡的一部分，无力而碍事地被他拖着。他和王浦生如何被枪杀，以及他们又如何逃生，是戴少校一再追问才问出来的，最开始，戴少校一问他，他便说：“提它呢？娘那×，老子可没那么窝囊过！”或者说：“啥也不记得了！”直到第三天，喝了点酒，他才把事情始末告诉少校，酒当然是教堂浮财，是女人们偷出来给军人们的，那个时候军人们和女人已经处成患难知己了。
故事被戴少校讲给了法比，法比又转告了英格曼神父。等我姨妈书娟以及其他女学生听到，已经掐头去尾，支离破碎。书娟大起来，又碰见已经辞退神职的法比，阿多那多，从法比那里又听了一次李全有和王浦生的故事，那时，法比讲出来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和想象编辑的，故事不连接的地方，被他多年来掌握的有关那场战争的宏观知识填补了。并且，在法比把这故事讲给成年后的书娟之前，已经给无数人讲过，在讲述中故事不断被完善和逻辑化，所以书娟在八十年代听到老年法比讲的故事，就比较丰满，甚至文学化。
故事是这样的，李全有和王浦生所在的部队在宣誓“人在城在，打倒最后一个人”之后的第二天，就失去了和总指挥部的联络。就是说，他们的长官不知道接下来去往哪里打、怎么打，也无法知道敌人的进攻方向。长官们还不知道，他们已被更大的长官出卖了，前线稍微先进些、完好些的无线电装备，此刻已经被装上车船，往后方运送。一支三百架飞机的空军部队，是蒋总统唯一的空中战斗力量，因此也让他当做政府侦察的敌军位置，因此炮兵失去了发射方向。步兵是由不同地方调来的，失去无线电为他们彼此联络，谁也不知道该配合谁、增援谁，有的部队只差一步就能阻止敌人破城了，但是伤亡过重，弹药耗尽，而就在他们附近的友军因为毫不了解情况，把增援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