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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年1月18日，在已经攻克南宋的许多领土后，蒙古大军兵临杭州东北的皋亭山。宋国皇帝命人奉表投降，献上传国印，投降书上说：“宋国主臣谨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权奸似道背盟误国，至勤兴师问罪。臣非不能迁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归，臣将焉往。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
这番言词卑微谦恭的投降表，也可以说是宋国几百年来在军事上积贫积弱交出的最后的成绩单。
但是，我推测宋国朝臣中也许有人会不同意太后和皇帝的决策。那天晚上，丞相陈宜中出走杭州，而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各率所部兵将离去。从张世杰等人后来决不投降的态度来看，他们是不同意皇帝的决策的，但又有什么用呢？兵临城下，敌强我弱，长安固然不能长治久安，临安就更不能临时苟安了，杭州城的战争地势正如若干年前陈亮所言——无险可守。
往昔生活一去不返。蒙古人已经进城。查封了府库，接受了史馆和图书馆，解散了官府和侍卫军，宋国君臣、太后、宫女连同宫廷琴师都被浩浩荡荡地押往大都。
沉没在历史深处的英雄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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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军在杭州的作为，历史上讳莫如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不多。但是《新元史·廉希贤传》里的片言只语，仍能使人感到血雨腥风。宋末词人张炎的祖父张儒在杭州沦陷后，被元军“磔杀”。而张炎的父亲和他的妻妾，或杀或掳或卖，家破人亡。
在临安易手之后，太后和皇帝一行被押北上，诗人和宫廷琴师汪元量全程见证了其过程。在扬州，抵抗运动并没有停止，扬州的守卫者李庭芝、姜才等人在蒙军的围困中坚守。临安沦陷之际，就有使者带着太后与皇帝的诏谕前去劝降，李庭芝登上城墙说：“我奉诏守城，没有听说有诏谕投降的！”
当太后和皇帝一行人路过瓜州，再次诏令李庭芝：“现在我与太子都已经臣服于元，你为谁守扬州？”李庭芝没有回答来使的问话，下令发箭射杀来使，杀毙一人，其余的都退走了。
李庭芝、姜才等人散尽黄金玉帛给将领兵士，以四万人夜捣瓜州，想夺回太后和皇帝，战斗三小时，蒙军簇拥着他们手中的俘虏——太后和皇帝而去，姜才追击到浦子市，夜晚仍不撤退，但终于无功而返。这年5月，益王在福州被陈宜中立为皇帝。7月，派使者以左丞相的职务给李庭芝。李庭芝命朱焕驻守扬州，自己与姜才带七千人进至东海，到泰州。但是，朱焕投降，把城池献给了蒙军。泰州副将也开城门投降。李庭芝、姜才等人落入敌手，被送往扬州。
奴隶一旦投靠了新主子，往往心肠更硬手段更狠。朱焕请示蒙古将领说：“扬州自用兵以来，尸骨满地，这都是李庭芝、姜才所造成的，不杀他们还等什么呢！”这真是想到强盗的心眼里去了。
当蒙古军将领阿术驱使扬州守兵的妻子、儿女到泰州城下，恰逢姜才肋下痈疽发作不能战斗，泰州守卫副将们献城投降，都统曹安国进入姜才的卧室捉住姜才献给蒙兵。阿术欣赏姜才的勇敢想招降他，姜才怒骂不止。阿术在扬州将姜才凌迟处死。临刑前，一位投降的将领出现在姜才身边，姜才咬牙切齿地说：“你见到我难道不羞愧死吗？！”
“你为谁守扬州？”这个问题提得好。
李庭芝、姜才等人的结局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了父母之邦、为了家园、为了兄弟姊妹，也为了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他们宁死不屈！
1279年农历2月的一个黄昏，天色已晚，风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南宋的最后一支余脉在崖山遭受蒙古军队的攻击，陆秀夫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毅然背着赵昺跳海而亡。随从跳海者不计其数。“七天后，浮尸漂出海面者有十多万人”。（脱脱《宋史》）
13世纪70年代是中华文明史上的转折点，自此，蒙古大军在东亚完成了最大的征服，中原大地彻底沦陷。
“蒙古兵锋下高原，铁蹄席卷扫西东。山河染血余晖里，国运飘摇破絮中。浮尸十万出碧海，丹心万古照苍穹。闻说自由已远逝，使人到此泪如倾！”（凌沧洲《怀古·崖山》）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1）
在东方拜占庭——宋国沦陷后的许多年，大批南宋遗民沉浸在心灵创伤和悲痛中。其中一些坚决不与征服者合作的特立独行之士，思念其故国和失去的美好家园，怀着对征服者和奴役者的无比憎恨，用他们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时代心灵的创痛与荒芜，为未来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诗人和画家郑思肖是这些不服从、不合作者中的代表，宋国灭亡后，他坐卧必向南，因自号所南，以示不忘故国。专工画兰，花叶萧疏，他画兰不画土、根，寓宋沦亡之意。他的《德祐二年岁旦》其一：“力不胜于胆，逢人空泪垂。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日近望犹见，天高问岂知。朝朝向南拜，愿睹汉旌旗。”
其二：“有怀长不释；一语一辛酸。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
郑思肖《心史》的出炉颇富传奇色彩。明朝末年，吴中久旱。崇祯十一年冬，苏州承天寺狼山中房浚疏古井，僧人达始忽挖得一物，冲洗干净发现是一个铁函（即铁箱），打开后发现里面又有一个锡匣，匣内封有蜡漆，最里面有个纸包。是折叠成卷的《心史》稿本，内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各一卷，共有诗250首，另有文30篇，前后自序5篇。全书深寄亡国之痛，对宋亡经过及蒙古征服后的时事言之甚详。这就是郑思肖《心史》发现的经过。
此书在清朝即遭遇诋毁的命运，先是有人称《心史》为“伪书”，但当即遭人反驳。当清朝大力钳制思想和言论自由，大搞奴民愚民把戏、兴起文字狱的血雨腥风之时，御用“三通”、“四库”馆臣正式判其为伪书，并编凑“理由”，同时官方又以“军机处”的名义“奉上谕”将其列入“应毁”书目。
“不信奴民终愚黯，人间应有未烧书。”经过清朝的文化过滤和信息屏蔽，我们还是能读到自由思想者的灵魂和泣血的悲歌。
与郑思肖自由思想相呼应的是，宋国遗民们通过诗歌吟唱的结社。
想象在1287年春天，兵火战乱的余痛还回荡在人们心中。在浙江浦阳，吴渭（清翁）组织的月泉吟社，延请乡遗老方凤、谢翱、吴思等人评审诗歌比赛的作品。当时出的题目是《春日田园杂兴》，体裁是五七言律诗。共收得2 735卷。最后罗公福（连文凤的化名）诗获得第一名：“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一犁好雨秧初种，几道寒泉药旋浇。放犊晓登云外垄，听莺时立柳边桥。池塘见说生新草，已许吟魂入梦招。”
无心出市朝，就是坚决不与征服者合作。在亡国的创痛中，人们理性而克制地表达了自己的独立追求。若干年后，连明朝的士人都羡慕当时的结社：“噫！安得清翁复作，余亦欲入社厕诸公之末，幸矣夫。”
1653年，吴中慎交、同声两社在苏州召集的虎丘大会，弥合两社分歧。这次大会声势很盛，东南各郡到会的士人有近千人之多，慎交、同声两社共同推戴吴梅村为盟主，调和双方冲突。当时的情形可谓盛况空前，“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声歌竞发，达旦而止”、“山塘画舫鳞集，冠盖如云，亦一时盛举”。
然而征服者和奴隶主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早就看出了这种结社自由的危险。幕后的收买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年秋天，社团领袖吴梅村无耻叛变，被清廷授予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之官职，当他被召时，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之。酒半，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乃绝句一首，诗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借问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默然。
清廷确实手段狠辣，一方面怀柔安抚做戏，包括康熙、乾隆在明太祖陵前叩头的把戏；一方面出重拳铁索追夺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的命，创下了空前的文字狱历史，以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