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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帝国在西北部边疆，一样遭到强烈挫败。帝国将领高仙芝攻克石国（今塔什干）后，俘虏了国王与王子，但王子途中逃走。中亚各国向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求援。751年，阿拉伯军队与长安帝国的军队在怛罗斯遭遇，激战多日，高仙芝失败，损失士兵两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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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与罗马的权力与荣耀（2）
755年，长安帝国迎来了它最大的厄运。11月11日，深受帝国皇帝器重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反叛，集合了蕃、汉之兵十余万人，从幽州一路南下，攻城掠地，直指长安，从内部给长安帝国捅上狠狠的一刀。
安禄山反叛兵戈举（明刻）
“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如山，万里君王蜀中老。”几百年后，仍有诗人张耒描写潼关之战的残酷。
755年11月11日，这是伟大的长安帝国转折性的历史时刻，自此以后，帝国的态势由扩张变为防守，同时受到帝国内部反叛不断的困扰，直至它最后消亡。755年的这一历史事件给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带来了权力格局的巨大变化，汉民族青壮年时代的权力与荣耀日渐衰落，长安帝国不再光芒万丈。
756年，唐肃宗即位后改元至德。这年10月，唐肃宗命宰相房琯统兵收复长安、洛阳，在咸阳县东的陈陶一战溃败。当时，杜甫困陷长安，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看见安禄山部胜利归来的骄横情形，满腔悲愤。可以说杜甫就像个新闻记者，他用诗歌记录了陈陶之战的史实：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几乎就在这两个世纪里，在欧亚大陆的西部，罗马、希腊世界的遗族——拜占庭帝国先是在与周边部落的拉锯战中消耗掉了许多能量，继而又被内部的反圣像崇拜所撕裂，拜占庭帝国的遗产也几乎耗尽，最后，在帝国末年，连首相希奥多尔都说：“拜占庭除了祈祷只能自求多福。”这些希腊、罗马世界的遗族，如果他们回忆起西比阿、凯撒、奥古斯都、哈德里安、君士坦丁时代权力与荣耀的时刻，也可能为帝国逐渐走向没落产生一些伤感。
古代东西方两个超级强权，同样经历着内部争权夺利、外部蛮族威胁的痛苦。在不断的外敌威胁下，拜占庭帝国熬到了1453年，终于被游牧的土耳其民族攻克；宋帝国在1279年被蒙古军队攻克，明帝国在1644年为北方的清兵攻克……
两个世界的碰撞没有提前（1）
在罗马帝国崛起和长安帝国勃兴的早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这两个帝国都曾在与残暴敌人的作战中诞生。罗马早期是在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下，由于残暴的国王塔昆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罗马人在布鲁托斯的领导下赶跑了伊特鲁里亚人，此后，不断与他们作战，征服并同化了他们。长安帝国的汉朝，也是在与残暴的秦帝国作战的过程中壮大的。
罗马曾经有这样的神话和传说，传说罗马的创始者罗慕勒斯和雷摩斯是孪生兄弟，生下来后被抛弃在荒野，由母狼授乳，他们长大后，狼性不改，率领人民回到台伯河边。但为了争夺罗马的统治权，孪生兄弟大打出手，最后，罗慕勒斯杀了雷摩斯。
而长安帝国的创始人刘邦，与驱除秦暴政的另一位将军项羽也曾经有过兄弟般的情谊，为了争夺帝国的统治权，也展开了长期的厮杀。当项羽捉住刘邦之父要将其放在沸水中烹煮时，刘邦笑道：“我们曾经是兄弟，
我父即你父，你烹后，不妨给我分一杯羹。”——比项羽更心狠手辣，比项羽更具领袖风范和胸怀，比项羽更懂得用人术和御下术，所以刘邦建立了帝国而项羽失败。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死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并且把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们一一斩草除根，然后作出姿态，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兄弟，表示延续兄弟的一脉，这在古人看来是“续香火”的正当之举，但在现代人眼中，就有点掩耳盗铃了。
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有感于当时人们的堕落，期望从罗马兴起的历史中发现罗马的美德和荣耀，但他越深入研究，就越惶恐，因为早期罗马的历史充满血腥、贪婪、残暴和淫荡；而当凌沧洲先生追溯中华民族苦难和不幸的根源，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的美德和荣耀时，越深入研究，也越惶恐不安——长安帝国的早期亦如罗马的历史。
罗马与长安帝国在形成初期都曾经迎来过生存大敌。
罗马的敌人是北非的迦太基，长安的敌人是北方的匈奴。
当汉尼拔的部队翻越阿尔卑斯山，横行意大利半岛的时候，当汉高祖刘邦在白登被匈奴包围的时候，罗马与长安都摇摇欲坠。
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围歼罗马军队。但幸存下来的西比阿认真研究了汉尼拔的治军和作战方略，破坏了汉尼拔的后援，基本清除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势力。凯旋回国后，公元前202年，又在北非的扎马之战中打败汉尼拔及其所率迦太基军，一举结束了劲敌迦太基对罗马的威胁。
长安帝国对匈奴的作战，也经历了从不利到有利的局面。比如公元前133年，在马邑的伏击战中，长安帝国出动了李广等将军，30万人马，想诱敌深入，进而歼灭，不料计谋被泄露，出谋划策者王恢竟被下狱，匈奴攻击更甚。（见《史记》）
此后，长安帝国与匈奴的攻击，互有胜负。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率军攻击匈奴，追击到狼居胥山（约今蒙古乌兰巴托东），自此漠南无匈奴王庭。但汉朝自身的损失也很惨重，士卒死亡数万人，马匹出塞时14万匹，战后尚不满3万匹。
但是长安帝国的动员能力、人才储备、战略储备以及它的外交同盟策略，都是匈奴所无法企及的。公元前1世纪前，由于长安帝国的策动和打击，由于匈奴内部的斗争、饥荒，匈奴持续衰败。到公元前71年，校尉常惠与乌孙、丁令、乌桓等攻击匈奴，匈奴从此大为虚弱。公元前36年，甘延寿、陈汤等人攻郅支，破郅支城（中亚塔拉斯河畔的江布尔），杀单于。
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部与南匈奴兵联合大破北匈奴，降者二十余万人。两位汉将出塞三千里，登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
尽管汉代几百年来与匈奴作战战绩辉煌，但也十分吃力，直到汉王朝灭亡，匈奴的边患也没有结束。
几百年后，罗马帝国也饱受匈奴人的困扰。匈奴王阿提拉被惊呼为“上帝之鞭”，抽向正被蛮族不断侵袭、走向衰败的罗马帝国。
两个世界的碰撞没有提前（2）
公元451年9月20日，在法国东北部的沙隆，爆发了欧洲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战。会战的一方是风雨飘摇的罗马联军，而另一方是阿提拉领导的匈奴联军。双方在这次会战中总共投入超过100万的兵力，虽然战斗只持续了一天，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16万人在这一天的战斗中丧生。会战以匈奴军队的败退为结局。两年后，阿提拉在迎娶一位日耳曼族新娘时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众人进入新房，发现阿提拉血管爆裂，已倒在血泊中气绝身亡。
创造高度文明的东西两强——长安和罗马，没有机会正面接触，谁的军力更强大，无法给出一个定论。
但是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可以为人们观察、判断两强风貌提供一个佐证：
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部将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安息（今伊朗一带）西界，望大海而还。
而在公元166年，大秦王（罗马皇帝）安敦遣使至汉。（见《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版）
当时的汉帝国没有重视罗马使者的来访，对于西方信息的了解也十分匮乏，千百年来，长安帝国的民众及其后裔，对西方的了解几乎为零；相反，马可·波罗的游记、马嘎尔尼的报告却不断地将中华大地的消息输送到各个时期西方列强的视听中。
长安帝国的英雄班超曾经说过：“明智的人能够看出还没有露出苗头的事物。”见微知著，一叶知秋，长安、罗马，两个世界虽不曾直接发生碰撞，但其精神的高下，我们还是能推理出一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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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权力模式和文化遗产（1）
在罗马帝国衰亡后一千年，法皇拿破仑率大军攻下罗马。尽管罗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