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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腊肉执政的时代，掀起了一阵阵屠杀言论自由的狂潮，而在这个过程中，多少大清国的帮凶官员，在帮助腊肉稳、准、狠地屠杀打击言论自由，迫害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和###。这些屠杀言论自由、强奸言论自由的凶犯奴才们，这些帮腊肉主子强奸大清国全体百姓言论自由的官吏，其实也在奉献着自己的后庭花给腊肉主子，把自己最后一点尊严喂了狗。但在大清的官方史书以及大清遗老的历史著作中，他们是国之栋梁，是忠臣孝子，有的甚至是清官能人。
凌沧洲先生模仿腊肉的金点子，但反其道而行之，写一个屠杀言论自由的黑名单，一个最具前卫效果的“帮凶录”！
这个“帮凶录”先抛出这么些参与大清文字狱的官僚，抛砖引玉，期望各位补充完善：
大学士刚林、鳌拜，吏部侍郎沈近思，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岳钟祺，杭奕禄，史贻直，山西巡抚阿思哈，山东巡抚杨应琚，江西巡抚海成（王作梁案），闽浙总督杨廷璋，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江苏巡抚陈宏谋，江苏学政刘墉（就是电视上鼓噪的刘清官，手上满是文字狱受害者阎大镛的鲜血）、浙江巡抚熊学鹏，两江总督萨载，安徽巡抚闵鹗元、江苏巡抚杨魁，湖广总督三宝、广东巡抚傅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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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历的金点子与凌沧洲版《帮凶录》（2）
凌沧洲先生甚至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仿效乾隆腊肉的金点子，将帮凶录分为甲、乙两编。
帮凶录甲编：收录杀手、打手、谎言营造师的名录。
帮凶录乙编：收录帮闲、告密者、揭发者的名录。
必须做相当细致的工作，才能像检察官一样，提出一份检控报告：对大清治理下的这一时段的人权状况有个总结。
大清国不是孤独的，大清野蛮屠杀自由的行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各位看过《纳尼亚传奇》这部电影吗，可以看看。冰雪女巫的治下人人自危，树林里到处有监视的眼睛和窃听的耳朵，秘密警察会随时让人失踪，邻居也可能是特务密探，而这一切，不必等到20世纪极权主义如纳粹等治下才有，文明灿烂的古国大清国已经先行一步了，他们在17、18世纪已经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留下了这么多帮凶的名字！
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1）
1930年2月14日，按照西方的节日，应该是情人节。情人节里不完全是柔情脉脉，政治的风云在中国上空翻卷。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在这一天通令禁售《清史稿》（另有网上版本称是2月19日）。
先是，故宫博物院于1929年邀请学者对《清史稿》进行审查，最后列举各种错误19条，并建议“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凌沧洲先生不是研究历史的，也无意掉进史坑。因为探寻真理和真相的缘故，因为研究文化和苦难的原因，追寻蛛丝马迹，偶尔也看看史书。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本对胃口的研究大清的著作，藏有的洋洋几大本《清史稿》遍是谎言和偏见。凌沧洲先生实在不明白：大清死亡了近一百年，竟然没有一个真实的“尸检报告”？！
几代文化人将在荒漠中苦旅，几代文化人在信息短缺和封闭中，不断重复前人的冤枉路。这不，在以“清史稿”为关键词的搜索中，搜索出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早在1930年情人节时就已经对《清史稿》痛下杀手了！
然而，凌沧洲先生继续发问：这些学者是谁？错误的19条是什么？国民政府究竟该不该通令禁售《清史稿》？未来，如果有公正客观的《清史》，应该如何书写？
清史专家王锺翰先生的文章《清史稿说略》，叙及清史稿的禁锢：
1914年，开设了清史馆。
清史馆设馆长一人，下设纂修、协修各若干人，又校勘及办事员若干人。史馆规模之完备，人员之齐全，酬金之优厚，几不减清初当年明史馆开设之规模，此则借以显示新朝对胜朝的追念和报恩。而自民国六年（1917年）以后，袁氏窃帝自亡，以后历届北洋政府财政艰窘，屡减经费以至于无，《史稿》工作遂全局停顿。
北伐革命军抵达京师前夕，史稿已印一千一百部。既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发现史稿中多有违碍之处，据傅振伦兄所撰《清史稿评论》指出：不奉民国正朔，乃只用干支，叙事复不明显，态度暧昧，有反民国之嫌。
最为严重的是对清末变法维新与革命运动的记载竟付阙如，书则视为反动派或反革命，例如：（1）有清一代，汉族志士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均不予书，诸如朱氏后裔、明代臣民之抗清，洪（秀全）杨（秀清）之倡义，党（指国民党）人之排满，秘密结社之组织，均不详载；（2）清代屡兴大狱，慑服汉人，其事多不着录……
《清史稿》刊成于民国十七年（1928），论者以其诽谤民国为能事，发现反民国、反革命，藐视先烈，与断代修史体例不合。北京故宫博物院因递呈南京行政院请禁发行。不数月而遭国民党政府之禁锢。
《清史稿》禁锢之令未解，首先提出异议者为清史学界前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心史（森）先生，题为《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随之唱和提出解禁者，则为原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容希白（庚）先生，先后发表了《清史稿解禁议》与《为检校清史稿者进一解》两文。
仔细考之，当时国民党政府颁布之禁令，实际上只能禁行于长江流域地区，华北及东北三省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内，国民党政府禁令所不能及，因知《清史稿》之禁锢令虽禁而禁不得，虽不解禁而自解禁矣。
1930年前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形势是这样的：
国民政府继续收缩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尺度，也昭示时局的动荡不安和统治者的没有信心。
一方面查禁书籍和期刊的事情是在发生着，另一方面出版是有法律的（国民政府公布过“出版法”）。同时民间的刊物和出版社在不断创办，国民政府实施的威权统治对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是一种事后追惩的制度。
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看上去像是对言论自由下的追魂令之一。凌沧洲先生是言论自由的坚定信仰者，信奉即使错误的言论也应让其公开，因为真理如果不和谬误辩论，真理也会很快僵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政府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似乎有违言论自由的正义。同时，做法似乎也不大气。让辫子版《清史稿》发行，同时也大力推出一个中华版的《清史稿》，把大清的嘴脸揭露于世，让时人选择，不行吗？
1930年情人节对《清史稿》痛下杀手（2）
然而，面对一个双手沾满百姓鲜血，尤其是沾满言论自由鲜血的大清政府，对这么一本肉麻地捧大清臭脚的作品，应否禁止？民国政府没有从法理上解决这一困惑，首先民国政府没有像战后德国宣布纳粹为罪恶一样宣布大清的罪恶，而是有了个对清室优待的条约。如果从法理上确定大清政府为纳粹式政权，禁售是在义理和法理之中的。最近发生在奥地利的个案可以作为参考——
英国历史学家戴维·约翰·卡德韦尔·欧文因出书否定纳粹大屠杀而被检控，其在奥地利维也纳承认控罪，面临最高10年监禁。现年67岁的欧文是研究纳粹第三帝国历史的专家，但他一贯发表否定大屠杀的言论。1989年，欧文在奥地利两次发表演讲，否认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去年，欧文再度入境奥地利时遭警方逮捕。奥地利联邦法律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公开发表开脱、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或使之合法化的言论。由八人组成的陪审团与三名法官将在两天内对欧文作出判决。当局还部署警力，防止欧文的支持者在庭审中行纳粹礼或喊口号支持希特勒。作为历史学家，欧文出版了近30本作品。在《希特勒的战争》一书中，欧文质疑大屠杀的规模，声称纳粹集中营内的犹太人大多死于疾病，而非被纳粹处决。欧文还称希特勒对大屠杀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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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长安，谁更残暴###（1）
瞧，我们只不过切掉了我们的敌人西塞罗的双手，
而你们活活地割下了司马迁的男性生殖器。
——凌沧洲《安东尼和刘彻的对话》
2004年秋天，我再一次来到德国科隆，这里在古罗马时代是罗马帝国的边界，莱茵河的东面，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