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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把这个建议给百官和太学生们讨论。刘陶上书说：“我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而在于老百姓的饥荒……我看见多年以来，蝗灾吞噬了良苗，纺织不能满足公私的需求，人间所急是早晚的粮食，所害怕的是国家的劳役不停，还谈得上钱货的厚薄？就算当今沙砾化为黄金，瓦石变为美玉，但若百姓渴了没喝的，饿了没吃的，就算再圣明，也不能保证不祸起萧墙。因为百姓可以百年无货，却不可一朝有饥，所以粮食是最急需的东西……我曾诵《诗经》，读到“鸿雁于野”的篇章，叙及百姓的劳苦，可怜之极，总是长叹。最近听到征夫饥劳之声，比这个鸿雁之歌更凄惨……我真怕最终役夫穷匠，在工地上把工具一扔，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响应云合，八方分崩，国家社稷就不保了。到那时就算有方尺宽的钱，又怎能有救？这就像把犀牛一样大的鼎，挂在腐烂的木头尖上。”
在权力的阴霾下抗争（3）
看到了刘陶的上书，皇帝竟然不铸钱了。现代人尽可以说：刘陶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才这么说的，但是这篇奏章所显示的言论勇气和他的人文关怀却透过千年的黑夜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
185年，在张角等人起事，国家局势混乱的时候，刘陶再次上书言事，称：国家的灾祸由宦官而起。
言论之船这回可在朝廷触礁了。阉奴们岂能容言论如此嚣张，于是，捏了“通贼”的罪名，把刘陶投入了监狱。在黄门北寺狱中，天天受到鞭打拷问的刘陶选择了自杀。四海之内，士大夫和百姓无不悲痛。
一桩杀人案改变帝国言路的历程（1）
166年，一桩缉捕杀人罪案凶手的事件，点燃了帝国打压言论、迫害士大夫阶层的导火索。
帝国名士李膺时任河南尹，有一个名叫张成的人唆使儿子杀了人，李膺督促下属收捕他们。不久，遇上朝廷的特赦，张成获免，嫉恶如仇的李膺，竟然把张成逮捕处死了。早先，张成用算命占卜勾结宦官，皇帝也曾问过他的占卜。于是，张成的弟子就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逮捕党人，布告天下，将李膺逮捕入狱，并牵连了二百余人，也有逃遁抓不着的，都悬赏通缉。帝国的搜捕者四面出击，道路上络绎不绝，形成了一片专制恐怖的景象。
帝国的英雄不只是那些在边疆奋勇杀敌的人，还有这些在专制恐怖中敢于言说，敢于呐喊的人。
第一次党人事件时，帝国高官陈蕃上书皇帝：
“我听说贤明之君，信任辅佐的大臣；亡国之主，听不进耿直的意见……李膺、杜密、范滂等人，都是正人君子，忠于社稷。因为忠诚而忤逆了您的意思，现在横遭逮捕、审讯，有的死去，有的流放。堵塞天下之口，将一世之人变成瞎子和聋子，这与秦朝的焚书坑儒，有什么两样吗？……”
这份上书对皇帝的指斥既大胆又尖锐，皇帝当然不高兴，找个理由就免了陈蕃的职务。
第二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上书为党人求情，皇帝的怒气稍解，于是都赦归田里，终身不得录用。而党人之名，还记录在王府中。
《后汉书》上记载：从那以后，正直的人被废弃不用，邪恶之徒的气焰日益高涨。
党人的称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相当负面的词汇，甚至到了宋代，元祐党人一开始也是被贬低打压的。但是汉帝国末年的党锢之祸，固然源起于党人们的嫉恶如仇，源起于党人们坚持以正直改变邪恶的社会风气，但是其中名士们与太学生们的集结，已经很有些结社的雏形了。
这是专制尚未达到极端的年代，在士大夫层面、在朝廷官员的层面，由于理念上的相通，形成了对皇权的很大的压力。可惜这种势头因为皇权和阉奴们的打压，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权力制衡系统和惯例。不仅如此，集结的趋势被遏制后，士气和言论空间进一步被摧残……最后演变成征服者王朝大清“万马齐喑”的状态。
169年，党锢之祸再起。阉奴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为所欲为。张俭揭露弹劾侯览及其母的罪恶，请求朝廷诛之。侯览扣下了这一奏章，怀恨在心。张俭的同乡朱并，素性佞邪，为张俭所看不起，对此朱并一直耿耿于怀，于是就上书告发张俭与同郡24人为党，朝廷颁布命令捉拿张俭等人。张俭被迫亡命天涯，狼狈不堪，夜晚只好到处投宿，百姓们莫不重其名行，宁可家破人亡也愿意收留他。连前来追捕他的官兵头目都感于他的名气品行，叹息而去。张俭出塞，幸免于难。他所经过、借宿的人家，
被杀害的有十几家，有的连家族都被株连，郡县也为之残破。
这是什么样的恐怖年代，又是什么样的民气未衰的年代，人们对于正义的渴望和追慕，人们对于暴政的蔑视和反抗，人们收容流亡者的勇气，这些无名勇士的人数与规模，是我们先民可歌可泣的章节。《后汉书》的史家评论说：“张俭激怒了皇帝，颠沛逃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相做他的东道主。甚至不惜为此弃城丢官、破族屠身，大约有数十百起，难道不是贤人所为吗！”
名士范滂，第一次党锢之祸就被关押在黄门北寺狱。狱吏准备拷打囚徒，范滂看见同囚的人体弱多病，就自请先挨打，与同郡的袁忠争着受毒打，后来被释放。
在公元169年的迫害狂潮中，朝廷大诛党人，诏命急捕范滂等人。督邮吴导接到命令，抱着诏书，关闭驿舍，伏床而泣。范滂听到后，说：“一定是为了我。”于是自己投奔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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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杀人案改变帝国言路的历程（2）
县令郭揖大惊，要同范滂一起逃亡。
郭揖问道：“天下辽阔，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呢？”范滂回答：“我死了大祸也就停止了，怎敢以罪牵连您，又牵连老母颠沛流离！”
范滂与他的母亲诀别时，对母亲说：“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您，我随着龙舒君一起奔赴黄泉，存亡各得其所。只是请母亲不要伤悲。”范滂的母亲说：“你现在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有美好的名声，还要长寿，可能兼得吗？”范滂跪而受教，再拜而辞。回头又对他的儿子说：“我要教你作恶，可是恶是不能做的；我要教你为善，可是我生平并没有作过恶，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路上的行人听说后，没有不流泪的。范滂时年仅33岁。
这是怎样的乱世，怎样的英雄时代，素不相识的人为了义，可以牺牲性命；当官的为了正直的逃犯，可以弃官一起逃亡；母亲教育儿子要为大义和荣誉而勇敢，要舍生取义。古中国的先民们，你们的英风豪气尚存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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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11、12世纪；中国仍然涌现出不少这样的汉子。陈东、欧阳澈、马伸等人就是当时的“言论英雄”。
陈东、欧阳澈因为议论国家大事而激怒了皇帝赵构。当皇帝派去的夺命官吏要逮捕陈东时，陈东笑着说：“我是陈东，害怕死就不敢说话，已经说了还肯逃避死亡吗？”
马伸常说：“我志在行道。以富贵为心，则为富贵所累；以妻子儿女为念，则为妻子儿女而改变志愿，道不可行也。”还说：“孔子言：‘志士不怕抛尸在沟壑，勇士不怕丢掉自己的脑袋。’今天是什么日子，那深沟是我死亡的地方。”
因为勇敢地言说国家的事务，马伸被贬官放逐。在流放的路途上，当权者害怕这勇敢者的声音，遂将之谋杀。
即使在明代，你仍可以感受到这些英雄的豪气，海瑞备好棺材向皇帝讽谏；与权阉们作斗争时涌现出的一批批正直勇敢的人：冯恩、杨爵、周怡、沈束、沈炼、杨继盛、杨涟、左光斗……
他们在黑暗时代发出的良知的声音，岂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
圣朝特旨办丧葬，一队“杀手”下“贤良”（1）
北京，1730年。正是雍正统治期间，帝国吹吹打打落成了贤良祠。
据称，“贤良祠是祀王公大臣之有功于国家者。清世宗宪皇帝御书额曰‘崇忠念旧’。贤良祠初祀王、公、侯、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将军、总督、巡抚、副都统共78人，后增祀21人。总共祀99人。”
凌沧洲没有去过贤良祠，读《清史稿》的时候屡屡见到一些朝廷大佬死后被隆重追悼，不仅皇上发放丧葬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