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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点头的，但是当时点的不是很肯定，这种不是很肯定的点头可以理解为谦虚，也可以理解为心虚，到底是谦虚还是心虚，关键就要看下一次见面时候的表现了。如果下一次见面的时候，项茹梅能够露一手，那么她上一次不是很肯定的点头就是谦虚。项茹梅想给欧阳健留下一个“谦虚”的印象，所以这段时间项茹梅不能去北弯，她要苦练基本功，等练的能出手了再去。
终于等到公社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一天了，文艺宣传队的队员首先要大队推荐，下山弯大队推荐名额是两个，一男一女。谢天谢地，女的是项茹梅，男的是顾大尉。其实在推荐的问题上项茹梅一点手脚都没有做，因为事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就是知道了，项茹梅也不晓得该怎样做手脚。事实上，大队推荐项茹梅是因为她劳动态度好，劳动态度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请假最少，二是她能够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不象其他几个知青，一天到晚他们抱在一起，跟老乡隔心隔肺，项茹梅跟他们好像不是一路人，既然跟他们不是一路人，那就是跟贫下中农是一路人。贫下中农把推荐到公社当宣传队员的事情当作是评好人好事，当然是谁跟他们贴心他们就推荐谁。再说到公社是一件占便宜的事，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却要生产队给全工分，所谓全工分就是拿劳动力的工分，每天十分工。如果是项茹梅去，等于生产队每天白贴给她两分工，而如果是其他知青去，生产队等于贴了四分工，因为其他女知青在生产队每天只能挣六分工，这个账贫下中农算得清楚得很。大约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另一个名额才给了顾大尉，因为顾大尉在水稻生产队，水稻队比茶叶队苦，早稻育秧的时候，冰碴子都能把脚划出口子，所以水稻队的工分高，再说顾大尉干活舍得出力，差不多就是一个整劳力，九分工，不推荐他推荐谁？
到了公社以后才知道，推荐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不用推荐的，不但公社里面的男男女女和学校的部分老师根本就不用推荐，就是像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下乡的时候带了乐器的也不用推荐了，直接被公社调了上来。到公社礼堂一集中，黑压压地一片，少说也有二三十人，比他们二中那个宣传队都大。
头一天是开会，全部集中在礼堂开会。公社革委会好像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该来的不该来的头头脑脑全部都来了，主席台一排坐不下，在后面又加了一排。项茹梅不知道搞一个宣传队要来这么多大领导干什么。那时候项茹梅还比较单纯，还没有往不健康的地方想，比如想到这些头头脑脑其实是来看美女的，许多年之后项茹梅才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根据后来的回忆，当时差不多整个公社有点姿色的女人全部都来了。当然，项茹梅除外，因为项茹梅不是公社抽调的，而是下面推荐的，下面推荐的就不一定是最漂亮的。
不管来这么多领导来参加会议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是既然来了，那么总是要说两句的，要是一句话不说，那么还真的让人怀疑他们是看美女的。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专门来看美女的，领导们都要发表讲话。而且这些领导几乎都非常有水平，居然每一个人都能说上一大通。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提高了这些人的思想觉悟，他们居然每个人都能把延安公社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事情与世界革命挂上钩。每一个领导说完，自己都要带头鼓掌，他一带头鼓掌，台上的那两排人就要跟着鼓掌，台上的人一鼓掌，台下的这些人马上就鼓掌。台上的人为什么鼓掌台下的人不知道，但是台下的人自己为什么鼓掌他们心里面非常清楚，因为他们知道，一鼓掌就代表这个人说完了，说完了就该下去了，等到他们全部都下去了，就该吃饭了。这里虽然没有重庆朝天门二娃子扒肥肠那样的美味佳肴，但是比他们在生产队的油水肯定要重一些。可见这些宣传队员的觉悟比台上领导低多了，领导想到的是解放全人类，他们想到的居然是自己的肚子。
下午自由讨论。所谓自由讨论可以理解为自由活动，但是活动的地点只限制在大礼堂之内。不知道是不是鹤立鸡群的缘故，公社的这个大礼堂看上去居然比重庆临江门的人民演剧院还要大，特别是门楼子上，一个画得不怎么象的毛主席像，在两边成放射状的三面红旗衬托下，显得光芒四射。为了增强这种光芒的效果，又在毛主席像的上方专门画了几条金光，这样，毛主席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太阳了。
礼堂的外表虽然雄伟，但是里面却差强人意，舞台上一块幕布都没有，光秃秃的，仿佛是为了证明从这个舞台上发出的任何声音都是绝对真理，因为只有绝对真理才不需要修饰，不需要修饰就是没有什么可掩饰的，用当时流行的话语说，就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既然台上是真理，那么台下当然也就不甘示弱，为了台上台下协调一致，下面的观众席上干脆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斜斜的土坡，革命得更彻底。其实这样也是为了给人民更加广泛的自由，真要是有什么演出活动，观众不仅可以省去对号入座的麻烦，而且可以选择坐，也可以选择站，甚至可以选择蹬，反正可供选择的姿势越多说明观众越自由，也说明这里的政治空气越民主。观众席上实行彻底革命的另一大好处是方便了宣传队员晚上睡觉，那时候公社还没有招待所，一下子集中这么多人来到公社，晚上睡在哪里？只有睡礼堂。事实上，昨天晚上就是女队员全部睡在舞台上，男队员全部睡在舞台下，如果公社的礼堂也像重庆临江门的的人民剧院一样，里面安装满了座位，那么男队员晚上怎么睡觉？可见，公社革委会的负责人在当初建设这座雄伟的礼堂的时候是具有预见性的，要是他当初在礼堂里面安装了座位，那么男队员可能就只好也睡在舞台上，如果那样，就很难排除男女混居的嫌疑。可惜公社领导的苦心并没有发挥长期的效用，事实上，他们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发现这样分居行不通，因为下面的坡度太大，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个男队员已经顺坡滚到了舞台跟前，弄的几个坚守原地的男士觉得自己吃亏了，因为那是一个强调人人平等的年代，要挨女同胞近就必须大家都近。为了实现平等，最后他们全部住到台上，男队员在前台，女队员在后台，前台与后台之间隔了一道墙，男队员一般是滚不过去的。
这时候项茹梅和欧阳健、倪和平三个人在一起，他们好像都不知道自由讨论到底是讨论什么，因为他们的觉悟显然没有公社革委会领导那么高，主要是不会把公社组织宣传队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联系在一起。既然不会联系，那么就只好练习。反正在巴山话当中联系与练习差不多。于是倪和平搬来手风琴。手风琴好，一个手风琴差不多就相当于一个小乐队，就能够把一个宣传队闹起来。欧阳健很知趣，知道自己的小提琴比不了倪和平的小提琴，不仅在业务上比不了，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法相比，当年苏联红军闹革命，与革命战鼓一起奏响的就是手风琴，而不是小提琴，小提琴一看就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于是干脆就不用拿出来了，直接拿嗓子唱，高唱革命样板戏。倪和平问欧阳健唱什么，欧阳健一下子被问住了，不知道唱什么。项茹梅说：唱红灯记吧。欧阳健说好，就唱红灯记。于是倪和平用手风琴起了一个头，欧阳健唱了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唱完之后，竟然博得了一阵掌声，而且这个掌声比上午的掌声还热烈。项茹梅当然也使劲鼓掌，但是她觉得总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不知道是欧阳健唱的不对劲还是倪和平的手风琴伴奏不对劲，或者是这个手风琴到底不比钢琴，钢琴可以伴唱红灯记，而手风琴伴奏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尽管如此，气氛还是被带动起来，主要是项茹梅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项茹梅在下山弯苦练了这么长时间，等着不就是这一刻吗。
“下一首唱什么？”倪和平问。
欧阳健好像又不知道唱什么了，于是这个时候看着项茹梅，说：你唱一段？
项茹梅脸红了一下，大约是激动的，不知道是终于能在乐器的伴奏下于大庭广众之中唱歌激动，还是因为终于能在欧阳健面前露一手了而激动，总之项茹梅当时红着脸看了一眼倪和平，说：“那我就唱一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降一调，D调太高了，唱F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