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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乐感好的人发音准确，欧阳健竟然没用多长时间就唱出了名气，有时候造反派搞什么活动，竟然也请他们二中的宣传队去捧场。据说他们主要是冲着欧阳健的，特别是欧阳健唱的《赞歌》，两边的造反派都十分喜欢，成了他们这个宣传队的保留节目。《赞歌》前面的那一段“啊……”，九曲十八弯，把听众带到空旷博大而且离太阳很近的地方，没有一副好嗓子和乐理功底是唱不了的。事实上，不仅造反派喜欢听欧阳健的《赞歌》，其他人也喜欢听。比如项茹梅。
项茹梅比欧阳健低几级，年龄小，个子也小，跟欧阳健不在一个“档次”，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她对艺术的欣赏。事实上，项茹梅并不懂音乐，当然也根本就不识谱，但是艺术和科学一样，不懂科学的人也能享受科学带来的便利，同样，不懂艺术的人也可以感受艺术的魅力。项茹梅就属于那种不懂艺术但可以感受艺术美感的女孩。
项茹梅是在坡坡屋长大的。重庆的坡坡屋相当于北方的大杂院，里面居住的大多数是挑夫和纤夫，因此这里离码头不远，这就注定了坡坡屋的孩子虽然接受的教育不怎么样，但是见识并不少。和大多数坡坡屋的孩子一样，项茹梅从小并没有上过什么幼儿园托儿所。小时候的项茹梅最羡慕的就是那些穿着幼儿园制服的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坡坡屋没有，但是码头上经常有。项茹梅非常喜欢那种上面印着“小朋友”三个字的白兜兜，项茹梅曾经想象过自己穿上那种白兜兜的样子。想过，但是从来都没有穿过。许多年之后，已经成为深圳富婆的项茹梅回重庆探亲，跟父亲谈起小时候的事情，说到这件事，父亲还老泪纵横。父亲说：如果你当时提出来要，爸爸一定会给你买的。父亲这样说并不是马后炮，父亲是放木排的，放木排的人家虽然不富裕，但是家里面也偶然能有一两件好东西，就像他们家经常是咸菜稀饭，但是偶然也能够吃上大鱼大肉一样。听老辈说，放木排的人活一天算一天，所以平常没有什么积蓄，挣了一笔钱马上就花掉，如果当时项茹梅要是跟爸爸妈妈说自己想要一件印上“小朋友”三个字的小兜兜，没准哪一次爸爸放木排回来就真的给买了。
坡坡屋的小孩都在江边小学读书。那时候国家并没有强调什么几年制义务教育，但是那时候项茹梅他们全部都上学，好像没有见到哪个孩子不上学的。那时候学费便宜，学费每学期只有一块五，书本费更少。
上学之后，项茹梅就接触到坡坡屋以外的孩子，就是她以前在码头上看到的那些孩子。那些孩子和他们坡坡屋的孩子不一样。那些孩子不拖鼻涕，那些孩子下雨天有红色绿色的小胶靴穿，而坡坡屋的孩子没有。项茹梅下雨天穿的是元宝口的胶鞋，元宝口的胶鞋鞋帮子容易灌水，元宝口的胶鞋没有红色和绿色的，元宝口的胶鞋只有黑色的，而且项茹梅的元宝口胶鞋是哥哥穿旧的，因此是那种完全没有光泽的“土黑”，仔细一看，表面还有许多细细的小裂纹，一点都不好看。
“文革”前夕，项茹梅升入中学，并且进的是离家不远的重庆二中。项茹梅能够进入重庆二中，还得益于“文革”开始前的一些小的“运动”，这些小的“运动”提出了就近入学的新概念，所以项茹梅他们这些坡坡屋的子女也能够进入二中。不过既然他们都能进二中，那么此二中已经非彼二中了，正像如今既然花钱就能买文凭，那么此文凭已经非彼文凭一样。事实上，项茹梅在二中还没有正儿八经地上到一年，他们就不用上学了。老生们成立了一个一个战斗队，他们这些新生也跟着后面学，并且这些新生由于来自五湖四海，更有战斗精神，事事都不甘落后。特别是破四旧立四新，他们冲在最前面，反正做什么都是对的。
项茹梅是在欧阳健的《赞歌》中冷静下来的。因为她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整天瞎闹更美好的东西。比如《赞歌》，比如欧阳健。项茹梅发现欧阳健跟他哥哥不一样，跟他们坡坡屋的所有的男人都不一样，至于到底哪个地方不一样，项茹梅没有细想，也不知道，但是她知道欧阳健身上有一种她所喜欢的东西。
当项茹梅他们冷静下来的时候，毛主席发表新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本来第一批上山下乡是轮不到项茹梅的，但是发现红榜中有“欧阳健”这个名字，于是马上去报名，坚决要求上山下乡。要求上山下乡毕竟不是要求去当兵，只要你态度坚决，最后当然是获得通过的。
项茹梅上山下乡，他哥哥也上山下乡。父母是不敢反对子女上山下乡的，父母只是希望他们兄妹能下放到一起，而且就下放到重庆郊区。但是项茹梅不同意，项茹梅说她是有组织的，组织上说下放到哪里她就下放到哪里。项茹梅的“组织”是二中，跟欧阳健是一个组织。一想到能跟欧阳健一个组织，项茹梅就有一种莫名其妙地激动。带着这种激动，项茹梅在父母的泪水中依然决然地踏上了征途。系上红色飘带的汽车从重庆一直开往大巴山区。
那天项茹梅早早地就上了那辆属于他们的车，她不象别的同学那样跟父母依依不舍，她觉得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只要能跟欧阳健在一起，别说是到大巴山区，就是到天涯海角，她也不觉得那是一种苦，不但不会觉得那是一种苦，相反，她会觉得很甜，很幸福。再说，重男轻女的思想在父母心中根深蒂固，现在的表现就更加明显：父母跑到哥哥那辆车前面去依依不舍去了。
第一个上车的项茹梅坐到了最后一排。她想象那么高大的欧阳健上车之后一定会坐在最后一排。尽管她知道欧阳健并不认识她，但是只要坐到一起，总有说话的机会。项茹梅想：伟大领袖真好呀，要是没有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她就不可能跟欧阳健坐到一起。为了能确保能跟欧阳健坐在一起，项茹梅占了最后一排的最中间的一个位置，这样，只要欧阳健坐到最后一排，无论他坐哪一边，都跟项茹梅挨得很近，一想到马上就能跟欧阳健挨得很近，项茹梅又体味到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激动。
大部分同学们已经上车了，欧阳健还没露面。难道欧阳健不上这辆车了？或者是欧阳健突然由于什么原因不去了？不会呀，名单上写的清清楚楚，这还能错？万一呢？假如万一欧阳健真的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不去了怎么办？我是不是也不去了？不去行吗？如果欧阳健去，但是不上这辆车，那怎么办？不上这辆车意味着不在一个县，不在一个县就等于相差十万八千里，那么自己怎么办？是不是也跟着下车，换到他那辆车上去？可以随便换车吗？她突然发现原来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而且仿佛每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都不是你自己能左右的。自己以前怎么不知道呢？
不会这么巧吧？项茹梅在安慰自己。
欧阳健终于出现了。看来自我安慰还是起作用的。
欧阳健是名人，谁都认识，所以他一路过来都是在不断地跟人打招呼。
项茹梅这时候把车子上剩余的座位看了一下，也就是她所在的最后一排还有两个空位，并且这最后两个空位正好均匀地分布在她的左右，无论欧阳健选择哪一边，他都必须跟她紧紧挨在一起。项茹梅不禁为自己的选择得意，她甚至从心里感谢那两个同学抢占了窗户边的两个位置，她发现同学们好像都喜欢窗户边的位置，不知道是为了现在方便跟亲人告别还是等会儿方便欣赏窗外面的风景。项茹梅不需要跟亲人告别，亲人都在跟哥哥告别呢，顾不上她。项茹梅等会儿也不需要欣赏窗外的风景，等会儿她欣赏欧阳健还怕来不及呢。
项茹梅已经开始设想等会儿欧阳健来的时候她该怎样打招呼。欧阳健是有教养的人，一定会主动跟她打招呼。怎么打？是点头一笑还是说“你好”？不管欧阳健是点头一笑还是说“你好”，项茹梅都打算回答“你好”。当然，在回答“你好”的同时，项茹梅还要点头微笑，要笑的热情一点，热情得仿佛他们是老熟人，这样，欧阳健就会问你是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如果欧阳健这样问了，我该怎样回答呢？如果按照项茹梅平常的性格，肯定会调皮地故意不说，而是让欧阳健自己猜，但是项茹梅不打算这样，因为如果这样，可能会给欧阳健留下一个做作的印象，这个印象是万万要不得的。项茹梅还是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