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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对这事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解释，那只是一个胆怯的小孩子的幻听罢了。或者是，将另外什么地方发出的咳嗽声感觉为隔壁发出的了。确实，声音是飘浮的东西，尤其在漆黑的夜里，有时很难辨别它的位置。
我想到小时候的这个经历，主要是想给董枫看见的可怕景象找到一种解释。董枫所看见的黑屋子里的亮光，也许仅仅是雷雨时的闪电在窗玻璃上反射出的；坐在屋里梳头的女人呢，也许是墙上的一幅画吧。但是，我立即感到这种解释很难成立，因为，据我亲眼所见，这家精神病院的病房墙上是从没贴过什么画片的。那么，是这间病房已住进了一个女病人，而作为护士的董枫还不知道？这也不太可能，而且，据说董枫当时还清清楚楚看见那病房的门是锁着的。还有一种可能，这与未来的科技难题有关了，这就是，多抨以前的一个雷雨之夜，一个女精神病人在夜里梳头时猝死，当时的一道强烈雷电将这一画面储藏在了这一间病房里，像激光全息片一样。在此后的岁月里，如遇相同的雷电频率（像我们开电视找对了频道一样），那影像就会重新闪现。
我吸着烟，坐在大椅子上对那间黑屋子作着种种推测。突然，我对有无此事产生了根本上的怀疑。刚才的来客是谁？他拎着的黑雨伞滴着水，而这些小水滴在室内的地面蒸发以后，有一种异样的气氛使我头晕。当然，也许是我本身有些头晕了。但无论如何，我得搞清楚这位来客的真实身份才行。
我望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凌晨1点42分。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拨通了董枫家的电话。
电话响着呜呜的长音，一直没人接。是董枫已经睡熟了？这完全可能。在医院值班时遭遇到那种惊吓，奔回家来，吞下几颗白色的镇静药片，那么，电话铃是不能将她叫醒的。但是，那个拎黑雨伞的男人呢？作为董枫的丈夫，他现在应该守在董枫的床边，即使躺下了，也一定会在困惑的失眠中盯着天花板左思右想的。
于是，我再次拨通电话，呜……呜……仍然没人接。就在我快要放下话筒时，突然听见对方摘机了。“喂，喂。”我对着话筒叫道。对方没有声音。“是董枫家吗？”我急促地问道，对方仍然沉默。我也停住了口，感到话筒里的沉默比洞穴的死寂还深不见底。突然这洞穴封住了，话筒里传来嘟嘟嘟的占线声。
我放下电话，感到屋子里出奇地安静，并且，有点儿空旷。我说过，这是6月19日深夜，到现在，应该是6月20日凌晨了，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雷雨造成了大面积停电，我点燃蜡烛，书桌上是《背后有人》这部书的手稿。我吸着烟写作，这就是我的深夜生活。然而，这一夜我是没法继续写了。
我回忆着我和董枫最近的一次见面，大概在三个月之前了。我到精神病院找她，是因为一个朋友的妹妹患了抑郁症，却不肯去精神病院治疗，她说她怕，去了精神病院，别人就认为你是疯子了。我说不服她，便到精神病院找董枫，约她去与我朋友的妹妹谈谈心，一来可以疏导，同时也可打消这位患者的某些顾虑。
当时，董枫正带着十多个女病人在医院的草坪上活动。这些穿着统一的条纹住院服的病人，有的在散步，有的坐在长椅上晒太阳，这情景让我走进这里时的压抑感得到了放松。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对董枫说明来意，一个呆坐在长椅上的女病人突然走到了董枫面前，伸手就向董枫脸上抓去，喉咙里同时发出一种嗷嗷的叫声。幸好草坪边还站着一位强壮的判医生，他跑过去拦住了那个女病人，将她送回了病房。董枫说，这是一个因失恋而患精神分裂病的患者，对漂亮女护士常有攻击行为。是由她以前的精神创伤造成的。
精神创伤？当我想到这个词的时候，墙上的挂钟正敲响凌晨3点。
我乘坐102路公交车，在霍家桥下车后，河对面就是精神病院了。这所历史上留下的教会医院没有高楼，全是由平房和一些二三层的楼房组成，所以从河这面望过去，只见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木，一些灰色的楼角在林中显露出来，幽静中透着一些神秘。
这条城市边缘的水流叫獾河，河面很宽，早年还漂过一些渔船的。小时候，我和一些小伙伴光着屁股在这里游泳。下水之前，我们每人都要单手将河边的草叶打一个结，据说只有这样做了，才不会被水中的溺死鬼拉走。游累了，躺在河边的沙滩上晒太阳，我们也议论过背后的这座医院，说起来也有点胆战心惊的。但那里面开着很多玉兰花，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因为将它的花瓣含在唇边，可以吹出很响的声音。有时，我们会从河边的围墙翻进去偷摘一些花朵。直到有一次，当我们正趴在墙头上时，突然看见一座小楼的窗口露出一张脸来，那脸上的表情是僵硬的，双眼发直，并且冲着我们发出了一阵怪笑。我们跳下围墙跑回河边，从此再也不敢进那医院去了。
我们对精神病院本能地感到悚然，也许是精神世界的变异比现实世界的变异更让人迷惑的缘由。因此，当我这天走进这医院时，看见几个路过的孩子在大门口探头探脑地张望，便不由得想起我儿时类似的感觉。
我是为董枫而来，或者说，是为昨晚的不速之客为我勾画的那间黑屋子而来。整个人类都为无休止的好奇心所引领，我也没有办法不这样做。
进门是长长的林荫道，高大的香樟树经风一吹，在我的头发和肩头上落满了盐一样的白色花粒，香气袭人，使这6月的下午一点儿也不沉闷。
转过弯，是一个巨大的圆形花坛。从这里举目望去，董枫所在的那个病区的楼角正有一半被阳光照得明亮。花坛边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在散步，他的嘴巴藏在杂草似的胡茬里。因此，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几乎没注意到他嘴唇的开启。
他说：“往前走吧，前面有红旗。你看这些花都流血了，哈哈，流血了……我才不怕呢，石头狮子咬我，真的，我才不怕呢。”
这男人穿着条纹衬衣，一看便知道是这里住院的病人。我开始以为他在对我说话，可他的眼光却是越过我的肩头而去的，显然，他是对着我身后的空旷在说话。
在他的眼中，也许并没有一个人对面走来，也许走来的人是另一种形象，谁知道呢？我像穿越一个梦一样从他身边走过，进了那片安静得出奇的病区。
法式建筑的两层楼房，窗的上端是圆弧形，嵌着彩色玻璃。廊道一侧等距离地矗立着粗大的石柱。年代久远的地板已新刷过红漆，让人脚步轻盈，但每走一步，仍咚咚作响，像是脚跟后面的回声。
护士值班室里没有董枫。一个圆脸护士说，董枫病了，在家休息。这使我确认昨晚的事是真实地发生过了。
我在走廊上犹豫了一下，决定去找吴医生了解一下情况，重要的是立即去看看那间黑屋子。昨夜发生的恐怖现象也才过去了十多个小时，或许还有什么痕迹留在那里。比如，半截蜡烛，一把小梳子之类的东西。
我认识吴医生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筵上。当时来了很多客人，就餐时他就坐在我旁边，中等个子，但身架很结实，手臂粗壮，给人以果敢有力的印象。知道他是精神病院的副主任医生后，我便好奇地与他攀谈上了。没想到，谈话非常投机，他认为我们搞写作的与他干的是同一个行当，都是对人感兴趣，尤其对人的隐秘内心和迷乱疯狂感兴趣。这以后，我们便常常交往，俨然一对出没于半明半暗中的探险者。
他的名字叫吴畏，我没问过他这名字是父母所给的，还是从事这一独特工作后为给自己壮胆才改的。总之这名字让人受鼓舞，并且他才三十四岁，就已是这个病区的负责人了。精神世界幽深莫测，他的前途还很远大。
我走进医生值班室的时候，他正在和几个医生说话，谈的事似乎很重要，因此他不愿意停下来，只是用手对我做了个“请坐、请稍等”的姿势，便又接着说下去。
“这男孩患的不是广场恐怖症。吉医生，照搬西方经典不适合这男孩的病情。一个高中生，每天骑自行车上学，看见路人就害怕，就躲进路边墙角不敢动弹。从表面看，他惧怕迎面而来的任何陌生人，内心有被害妄想，但这不是实质，事实上，这男孩从没有过受到陌生人伤害的经验……”
吴医生的话被电话中断了，接完电话，他才转向我热情地握手。“有事吗？”他问道。他显然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