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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就是执行者。在一次全校召开的批斗大会上，一个叫吴双的红卫兵，也是李重的学生，极为激动地冲上台去，宣称自己受了李重政治上的欺骗。吴双是工人出身，由于悟性高，对所学教的设计知识常有不拘泥理论的独到思考和视角，一直都是李重最赏识的学生。因为他家里生活困难，李重便经常在经济上帮他一把。其实，李重一直在心里把这个比自己小将近二十岁的十六岁男孩儿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而吴双也对李重有着除了尊崇以外，也一直有着比对自己父母更近的依赖感情。这个雄心勃勃的学生曾经告诉过他的老师，说他将来一定要设计出让中国人记住的建筑作品来，超过苏联人已经在北京建成的著名十大建筑。
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在那场革命开始后的短短几天里，就变成了造反派和革命对象的对立关系。当学校第一次宣布李重隐瞒了自己的地主身份时，吴双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被骗和遭到背叛的狂怒在他心里骤然迸发。那种突如其来的醒悟，带来的是令人窒息的侮辱，好比一个热恋中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深爱的居然是一个最不该爱的人。面对全校的师生，吴双睁着因熬夜和痛苦而变得通红的眼睛，狂暴地哭喊着说，他的爷爷就是解放前被地主迫害致死的，所以他一生都痛恨地主这两个字。说完，他一下转向站在他身边低着头的李重，突然伸出右手猛地抡在他的右侧的脸颊上。那一击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包括了为他的爷爷和一切受过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穷人复仇之恨。
就在吴双抬手打向李重的一瞬间，他俩的目光有一个极短促的对撞。李重惊奇地在自己学生的眼里看见了发自灵魂深处的令他感到极为陌生的仇恨，赤裸 淋漓，毫无伪装。而他的学生也在那个瞬间在自己老师的眼中看见了因为对发生的事不可置信而产生的对人的巨大惶恐。当李重听到右耳轰地一声炸响后，眼里的世界就完全崩坍了。看着昔日站在讲台上的老师现在瘫倒在地上，吴双心里没有丝毫后悔，只有厌恶和复仇后的快意。
没有人送李重去医院，他被抬回了他在学校的单身宿舍。他一个人躺了几天，醒来后发现一只耳朵已经听不见了。几天后，另一只耳朵也逐渐失去了听力。就在这时，学校通知李重，让他准备好回他的老家天水坞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劳动监督改造。
一个人躺在单身宿舍的那些日子里，没有人来看过李重。比挨打更难忍受的是一个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的问题。吴双突然生出的对自己的切齿之恨是从哪儿来的？他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会导致阶级之间的不满和仇视的理论，而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喜欢过天水坞那个有着太多压抑却从来没有笑声的家。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希望自己是村里任何一个村民的孩子，只要不是李大元的儿子。可是吴双是个解放后出生的孩子，对他来说，地主剥削农民只是个书本里的概念而已。概念为什么也能对人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为什么他会对自己，一个只因为与地主家庭有血缘关系的人产生这样炽烈的恨，并敢于动手打向他？是谁教给他的？他是个爱幻想、喜欢思考的学生，从来没打过人。难道人就可以如此简单地生出仇来，将另一个人变成敌人来恨吗？
李重想起吴双有一次告诉他说，他的父亲在他小的时候总是因为各种事情用东西打他，无论是不是他的错。说的时候他握紧了拳，咬着下唇，但是委屈的眼泪还是掉下来了。李重记得自己当时很感动吴双对他的信任，并坦率地告诉这个男孩子，他自己和父亲的感情也很淡漠，所以能够理解他得不到亲情的难言之痛。那天，他们因为都触到了心灵里藏匿很深的痛楚，两个年龄悬殊的师生都流了泪，说出了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羞辱的情感经历。之后，吴双由于被老师完全理解和接纳而感到内心一下轻松了很多。他看着李重，心里涌动着难以形容的感激，暗自认定李重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就这样，李重一个人躺在床上固执地想了好几天关于吴双心底的仇恨到底是怎样产生的，但是没有结果。
在李重被本校的红卫兵送回天水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那是他离开天水坞后多年里总重复做的一个梦，一个彻底乖张离奇的梦。在那个梦里，他不明原因地又回到他一直惧怕回去的天水坞。奇怪的是，所有天水坞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在看到他回来的那一刻从四面八方向他跑来，跑动的速度快得那么不合情理！他们每个人头上都顶着一个晃动的、离头有半尺高的白色光环，那是他在西方油画中见过的天使头上的东西。在那群奔跑的人中，有小孩儿，有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也有背和腿都弯曲的老人，还有裹着小脚和抱着孩子的女人们。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闪着热烈而焕发的光；老人们的白发和胡子随风向后飘舞，仿佛是燃烧的白色火焰。在这显然不合情理的画面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暖意，把这一切看似不可能的存在都合理化了。被天水坞人围在了中间的李中惊异地发现，那些熟悉的、被生活打磨得疲惫不堪和麻木了的村民的脸，都被与年龄无关的激情点燃了，好象炉灶里飞射的火花。接着，李重把全村人都带到一个由他亲自设计建造的白色大厅里，然后给围坐在他面前的天水坞人讲起了外面世界和人。从村民的眼神他看出来了，他们竟然都听懂了他心里想要表达的东西，沟通的成功让他欣喜若狂，因为那是从来都不可能的事。他也看见了那个曾做过他的小新娘的赶车人的小女儿胖丫。奇怪的是，她仍旧梳着两条松散的小辫子，流着鼻涕，张着没有门牙的嘴在笑。每次她总是坐在人群的最前面，只穿着一只鞋。
这个反复出现的梦在李重被送回天水坞后的那个夏天就消失了。他明白了：梦只能在远方，一旦到达了彼岸，它就失去了所有的魅力和存在的理由。
被送回天水坞那年，李重三十八岁。
时间象黑鱼河里的水，并不因人世的沧桑而改变什么。太阳东升西落，四季照常更替，麦子播种了又收获；村里的年轻人结婚、生子，老人们先后生病死去，然后被埋在村后的坟地里。那场进行了十年的文化革命，象夏天的雪一样，没人真正知道它为什么忽然就落了下来，等它结束时，村民们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就走了。在那次革命中发生过的太多难以忘却和令人叹息的往事，已变成村里的老人们在闲聊时总也舍不得放弃的话题，而对年轻人来说，它却更像一个似真似幻的历史传说。
李重在天水坞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村民，一个出色的扶犁手。他犁出的地，就像精心打造的工艺品，人人称奇，村长也因此将犁地的活尽量派他去干。大家都说，李重的老婆莲芯是用针绣花布，李重是用犁绣地球，两人都有一双离奇的手。李重和其它村民一样，每天按时出工，年底再去领工分、换口粮。已经五十多岁的他脸已被晒成了黑黄色，额上有很深的沟纹。和村民一样，他也穿一身黑衣裤，走路时背和腿也开始有了弯曲的弧度。
李重和他的老婆莲芯住的房子坐落在村子的东北角，只有两间小屋，过去是村里存放种子和堆放农具的仓库。后来东西放不下了，村委会就盖了一个更大的库房，让当年从李家大院搬出来的莲芯住在了里面。小屋里除去占了一半空间的炕，一个桌子，两把椅子和一个衣柜，剩下的就都是李重那数不清的放在纸盒子里的书了。书多，地方小，莲芯便把放书的盒子都排码着往上摞，然后盖上旧布。
每天吃晚饭，李重都要照例喝上一小盅65度的二锅头。他一般分两口喝干，就着莲芯给他准备的花生米、豆子或其它腌制的东西下酒。吃过晚饭，如果没有别的事，李重就会盘腿做在小炕桌上的煤油灯边看书，或不停地写写画画什么。只有此刻，沉默了一天的他好像才被酒精唤醒，变成了一个与白天截然不同的人。他会边看书边出声地笑起来，或突然用手掌猛击自己的膝盖，高声说：“啊呀，怎么能这么说？这不对嘛！”或者是，“不错不错，就是这样，实在是太妙了！”
李重看书时会忘了自己的存在，如同他独自坐在农田里看晚霞时一样，完全消失在另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时空里。在那个他自己搭建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