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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讲群体利益；只讲妥协合作，不讲斗争；只讲实际，不讲理论。如果一定要追究其理论背景，也许可以勉强追溯到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说、反对宏大叙事以及倡导局部理论的思潮。 以新女性主义者沃特（Natasha Walter）为例，她根本不提男权制和男性权力的理论，非常实际。她的女性主义欢迎女性也欢迎男性，欢迎保守派也欢迎左派社会主义者。她将政治与个人分开，害怕争取政治平等要以个人的快乐为代价。她担心在否定了消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之后，女性主义会走向清教主义和对性的否定。她提出的五点行动计划是：第一，工作世界的革命化；第二，创建全国育儿网络；第三，鼓励年轻男性分担家务；第四，援助贫困女性；第五，援助面临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女性。（Dunphy； 129） 新女性主义接受家庭和异性恋，拥护权力。她们说：“你可以得到一切，但你不可以在同一时间得到一切。”它倡导女性要搞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而不是像过去的女性主义那样常常有意无意地把工作与家庭对立起来。 曾任全美女性组织领袖的弗里丹将当初女性走出家庭的主张定位于“第一阶段”，提出了新女性主义的“第二阶段”学说。她指出：女性在第一阶段外出工作（她称之为找回黑夜）；在第二阶段，女性须与男人一起找回白昼：坚决要求重新获得对曾被称为女性领域的家庭、孩子的人性支配；在工作、工会、公司、职业中加入男人的行列，获得对工作的新的人性的支配。（弗里丹，2000年，第299页） 弗里丹将女性主义的发展图景描绘为走出家庭和回归家庭这样两个阶段。她说，现代美国女性主义的第一阶段，家务劳动和住房仅仅被看成某种女性主义者想要从中解脱出来的东西。第二阶段应该聚焦于家庭内部及宽泛的、实际上应该说是家庭概念之内的家政革命。（弗里丹，2000年，第335页） 著名女性主义科学家凯勒（Keller）也批评女性主义事事都要讲究政治正确性的作法，批评“冲突伦理”。她主张，不要总是要求人们“选对阵营”，而要注意到人们的差异。她认为，“我们不应当总是划分正确与错误。在我看来，这种划分是幻象多于真实，对于完成政治或学术的任务毫无补益。”（转引自Hopkins； 301…302） 在新时期，女性主义应当怎么办？应当做什么来改变现状？新女性主义提出来要做的事情包括下列内容： ——揭露神话：神话之一是世界的男权制秩序一直如此，永远如此。反驳是：男权制有几千年历史，但在它之前有90％的历史是男女平等的历史。神话之二是任何改革的努力注定无效，男权制是如此巨大而强有力的，谁的力量也影响不了它。反驳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个人力量虽然有限，但靠集体力量完全有可能改变现状。 ——做出打破制度中性别不平等的努力，包括正确性别平等机会立法；只有立法还不够，还要开展积极的包括具体定额与具体目标的活动；增加对性别问题敏感度。 ——探索其他同样被歧视的族群或个人的经验，比较它与女性处境的异同。例如比较反犹与憎女这两种情况。 ——平行思考，把强势者摆在弱势地位。例如尝试说“四海之内皆姐妹”、“张玛丽先生”、“我们天上的母”之类的话语。（斯坦能，第115页） ——承认男权制的存在，关注男权制的问题，并且做点事来改变它：发出自己的声音，写信，发言。鼓励女性写作，为女性写作，写作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所思所想。 ——争取舆论的支持：对那些在公众场所遇到的含有性别歧视内容的笑话说：我不认为这个有什么可笑。 ——敢于使人感到不舒服，敢于发问：为什么所有的领导都是男人？ ——公开选择制造另一种途径：要求男人分担家务。 ——改变男权制的价值观和男性特权。 ——支持男女同性恋者。 ——反对种族主义。 ——不怕做小事。 ——与其他弱势群体共同工作。 ——不遵守他人的标准。（Johnson； 251） 中国的女性主义在全世界女性主义思想阵营中大约也应当被视为一种新女性主义。它的基本目标是争取男女平等的最终实现。 从短期目标看，就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在我们的社会中比较差的女性参政问题；行政管理人员中女性偏少的问题；女童失学问题；大学女生比例偏低问题；女性就业机会偏低的问题；女性下岗失业比例偏高的问题；女性劳动报酬偏低的问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所反映出来的流产女婴、杀害女婴、遗弃女婴问题；女童营养较差的问题；婚后男居制所带来的男女不平等问题；男性不分担家务劳动和女性工作家务双重负担问题；社会观念中的性别刻板印象问题；各类传媒中男权制思想残余问题等等。 从长期目标看，应当从争取两性的和谐发展，到性别界限的模糊化，最终使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分层因素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使所有的个人都能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从而不仅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而且实现所有个人在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个性的差异，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性别感到任何一点压抑。
注释与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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