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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你只有在常乐的心态下才能够轻装进取，没有负担，没有抱怨，乐呵呵地去学习，去工作，去生活。而不是把自己逼入绝境，只给自己留一条路。知足常乐是给自己留了比较大的空间，有空间你才能有发展。生活和打仗不同，背水一战可能会取得胜利，而生活还是空间相对大点活得更随意，进可攻退可守，不跟自己过不去，保持一份好心情。其实，好心情常常不是别人给你的，也不是生存环境造成的，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你如果感觉活着没有一件真正开心快乐的事情，那么问题不是出在命运上，也不是出在生活和环境上，更不是出在别人身上，而是出在自己心理上。你想不快乐，神仙也拿你没有办法；如果你想快乐，谁也无法让你不快乐。这就是人类生命中惟一能够取得主动的机会。如果真的认为生活中没有一件真正快乐的事情，那只能说明这个人依赖性比较强。依赖别人或者环境给予自己快乐，而不是自己去创造快乐。真正的快乐必须是自己给予自己的，这就像输血和造血，靠别人输血活着是有限的，如果别人没有能力给你输血了，你就没法活了，所以，必须有自己的造血机能，给自己制造生命的血液——快乐。反正生命也就这么一次，你想以怎么样的心情生活是自己的选择，哭也是一辈子，乐也是一辈子。我是比较主张淡化一些忧郁和痛苦心理的，有些痛苦你越强调就越重。史光柱就比较会淡化痛苦，在那场战争中，给他留下的是满身伤痕和失去了一双眼睛。从光明堕入黑暗是什么感觉？你说绝望不绝望？而问题是他并不能就此停止生活，还得继续，从不适应到适应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痛苦过程。什么事情遇不上？有一次，他走在路上，和别人撞了个满怀，他戴着墨镜，人家也不知道他看不见，责怪他走路不看着点。他说：“下次我留神看着点，这次就对不起啦。”嬉皮笑脸地把这件事情淡化过去了。从与他的接触中也可以看出来，他对自己很满足，有时候都满足得有点过了，所以我常常跟他开玩笑说他自负、刚愎自用。
有时候，把痛苦看得那么庄严伟大，真的很没有必要。痛苦也是很平常的。不是你感觉他伟大就伟大。你有痛苦，普通人也有。你感觉自己的痛苦和别人的不一样，只能说明你太自私，有一句西方人的调侃特直白，说：我们都有足够的勇气忍受他人的不幸！
都是残疾，大家都很痛苦，能说谁的痛苦更多谁的痛苦更少？谁的痛苦更容易忍受，谁的痛苦忍无可忍？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只二三。区别在于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而已。但是，我前边说过了，满足度决定着生命质量。这话你可能认为比较偏激，就像个人的承受度一样，对生命的满意度也决定着你自己“定”下的什么生命质量。你不满意就是低，你满意就是不低，而满意不满意取决于你自己。所以，我说，快乐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自己给自己的。哪怕你是自己欺骗自己，能够把自己哄快乐了也是一件好事情。当然，这种快乐必须是真的，强颜欢笑的不算。如果你能够把痛苦淡化，以平常心态对待，取得快乐就比较容易了。知足者常乐嘛！
如果相反，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一味地抱怨，对痛苦一再地强调，心理就会失衡，就会更痛苦，就像进入了怪圈，遇上了鬼打墙，出不来了。
有时候，生活正需要像史铁生说的：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这话对谁都比较有意义。
承受极限
如果我们对生命极限的承受力采取一种回避态度，甚至否认它的客观存在，那我们探讨研究它的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纵有千般苦痛，您有“知足常乐”的灵丹妙药，连阿Q都可以成为自身的救世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瞎操这份闲心？
知足常乐并非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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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杀行为问题的讨论我是有范围限定和条件制约的，你已经把范围和条件扩大化了，这就曲解了我的本意。正如你所言：“对生命质量的理解是和每个人的阅历、学识、个人的敏感度以及生存环境紧密相连的。”简言之：起点的不同，决定着人的认识和选择的不同，也正因此，终点的到达同样表现出参差不齐的态势。应该承认，任何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承受力都是有极限的，而且这种极限是动态的。我们探讨研究这种极限的目的，正是为了不断地超越它。比如海明威的时代，抑郁症还是个难解之题，发病范围也较小，而今天，控制起它来就比较容易，但其发病率却因现代社会日益激烈的竞争局势节节攀升。这就给我们的社会人文学家和生物学家提出了更严峻的任务，如果我们对生命极限的承受力采取一种回避态度，甚至否认它的客观存在，那我们探讨研究它的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纵有千般苦痛，您有“知足常乐”的灵丹妙药，连阿Q都可以成为自身的救世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瞎操这份闲心？
绝望的弱势群体
生存质量的起点不同决定着一个人对其认知的高低和承受能力，在这点上我们的观点无异。但我们的讨论所涉及的群体大部分没离开我们身边的城市一族，甚至囿于那么多威望文人的圈子，这是我们的局限。如下我也想讲两个亲眼所见的农村实例：大约十年前，医院里住进一位农村外伤截瘫病人，当时为了看病，老两口给惟一的这个伤残儿子已经借债两万多元。我对老两口详细讲述了这种病的不可治愈性，劝他们不要再花冤枉钱了。两个星期后，他们回了家乡。一个月后，随他们进京看病的那位亲属给我来了封信，说刚刚回家，债主们就纷纷登门，而凭着他们那几亩薄地维持生计的状况，下辈子也还不清那两万多元的欠账呀！一家三口最终选择了自杀！
大约八年前，我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准备做第三次手术期间，看到一位从陕西沿途要饭步行来北京的老人，在医院大厅里他诉说着儿子摔瘫后的窘况。看病根本就没那奢望，只是瘫后不能活动导致的大便干燥使儿子大受其罪。听村里一位从北京当兵复员的老乡讲，北京的康复中心有办法治疗，便借了35元钱步行到了北京。其实他所求买的不过就是任何一家医院都见得到的“开塞露”。老人不懂，只迷信北京是个无所不能的地方。他讲述这一切经历时，没流一滴眼泪，浑浊的目光里，充满着被生活蹂躏后的麻木感，倒是一旁的听者们忍不住地擦拭眼睛。众病者为其捐了两千多支“开塞露”，三天后老人带着受助的药品、食品及路费踏上了归途。人们猜测，他肯定还要步行回家。
生存质量的满足程度有两种评价，一是自我评价；二是公众评价，这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它们相互包容。例如你追求伟大，为的是公众形象的高评价，而获得这种高评价之后，又必然给你自身带来极大的满足感，继而自我评价也随之提高。因此，我认为陆幼青最后的日子生命的质量是很高的，以至达到了辉煌。人不是为目的而活，而是为过程活着，欲望（中性词）无止境，追求无止境，否则你如何解释西西弗斯的不厌其烦？其实海明威亦如此，诺贝尔奖不是他的终点，他的确是对自己不满足，不满足的是无可奈何的疾病痛苦和由此带来的不能继续创造。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向内的建立。人可以走向天堂，也可以不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途。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一直没提到安乐死问题，今后也不想涉及。不是我有意回避，只是觉得对这个人们争论已久的问题不屑于再费笔墨了，而生死的选择问题涵盖的面积更宽泛，涉及的程度更深入，也就更具有挑战性。
你在前面提到“好心情常常不是别人给你的，也不是生存环境造成的，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无疑这话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但它的作用是有范围、有限定的。我很赞同，如果能创造出好心境，即使做阿Q也未尝不可。可无限制的夸大它的作用，不但与事无补，可能还会掩盖矛盾，造成更不良的后果。我以为，如果把生存环境分为软硬两种，那么硬环境应该包括物质经济、健康状态、社保机制以及自身技能的储备等；软环境应该包括社会政治、精神心理、事业家庭以及自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