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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完成后承兑的支票，她便转入操作第二套方案。
老厅长开会时当众睡着，使成怀仁下决心用无情的手段对付鲁军们；但他没有马上付诸行动。于得海的来访，促使他最后下定了决心。本来，他很不愿意鲁军们见到熟悉美国情况的朋友。这也是他把时间安排得极为紧张的原因之一。他太知道阿喀门农的脚后跟——整个计划的薄弱点在哪里了：只要有人查一查公司注册的时间和信用，就一切都抓瞎了。而这在美国又偏偏是举手之劳；只有这些国内刚出来的土老冒才会以为和国内一样，把这看得比登天还难。到了纽约，鲁军用他结结巴巴的英语叫通电话时，他恨不能夺下电话筒来，可他实在没有理由不让他们老同学见面。于得海是星期天来的，他破例安排大家去参观联合国总部，希望他们没有时间深谈。结果，吃完午饭回到宾馆，鲁军就笑嘻嘻地把大家推出了房间，说他哪儿都不去了，要和十年没见的老同学好好聊聊。一下午，他都是在提心吊胆、惶恐不安中度过的。他有个极坏的预感：这于得海不是个好东西，他会坏事！
晚上，送走于得海，鲁军果然来邀他，说是出去散散步。在街上，鲁军诚恳地告诉他：非常感谢他的大力帮助。没有他的帮助，他们不可能进行如此富有成效的考察。鲁军说，省里有规定，引进国外大型设备必须货比三家；因此，虽然自己很希望与成怀仁合作，但结论只能下在欧洲的考察之后。因此，他想付给成怀仁此次帮忙的报酬，希望成怀仁不要客气。
他还郑重邀请成怀仁，“回国看看，以你我双方公司的实力，我们一定可以在很多方面卓有成效地合作。”
成怀仁料到了鲁军一定会这样讲，他当然知道鲁军讲的合情合理，可还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了极强烈的受骗上当、被人利用了的屈辱心理。“报酬？你付得起吗？”他恨恨地想，攥出了两手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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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军说完后，他没有讲话，两人默默地走着。良久，他站住，看着鲁军的眼睛，平静而诚恳地说：“我不在乎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往远看吧。我会认真考虑你的建议的。能帮助国内的朋友做点事，我很高兴。咱们来日方长。”
鲁军蛮感动，暗想：就是于得海这小子，在美国呆的，总喜欢把人往坏想。
回到宾馆，分手时，两人颇有点儿悲壮的情怀，无言地、紧紧地握了握手：就像深有默契、一切尽在不言中似的。
当晚，成怀仁将支票交给了朱迪。
第二天离开纽约。晚上，成怀仁说有些事情需要和鲁军讨论。此后，开房间时，他便一直与鲁军住到了一个房间。
一天晚上，鲁军拿起电话，说要给于得海打个电话。成怀仁破天荒地开着玩笑，从鲁军手里夺下了电话：“算了吧，阁下那一口英语，我都替接线员难受！我来吧。”在鲁军告诉他号码时，他用电话遮挡着，有意按错了一个号，结果没人接。连打三次都是如此，弄得鲁军不好意思了：“算了算了，明天再说。”
成怀仁怅怅地放下话筒：“你这个老同学，怎么搞的？何至于忙成这样！”
第二天，他要来了于得海单位的电话号码，说是抽空联系一下。电话打通了，他大喜过望：于得海当天早晨刚刚出发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五日后返回。对方说，于得海临走时再三关照：如果是来自中国的鲁先生打来电话的话，务必要转告他自己在会议上和住处的电话号码。成怀仁假装在一张纸上划了几笔，根本没记那一串儿阿拉伯数字。“他参加学术会议去了，五天以后回来。他留话说，想托你带回中国的东西没准备好，以后再说。反正现在人来人往的多得是。”他对守在边上的鲁军复述说。
“阿弥陀佛！上苍有眼，毕竟是天不灭曹！这真是上帝的旨意呵！”他暗道。
五日？那时，他们已经到了拉斯维加斯。
那天，吃完饭，步行回宾馆。横过马路时，红灯亮了。低头想着什么的鲁军没看到，向街上一脚迈去。朱迪一把抓住他的手，将他扯了回来。
男人的天方夜谭（11）
在成怀仁的角度，正好可以看到朱迪一脸惊吓与亲昵的责备表情；望着紧贴身边呼啸而过、丝毫没有减速的车子，鲁军感激地朝朱迪一笑，不自然地抽回了手……
成怀仁默默注视着，心中油然想起了拿破仑的那句名言：“先投入行动，然后再见分晓！”来吧，开始了！他全身掠过一阵痉挛。
八
是的，我知道你会问朱迪的，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答应过你，我会源源本本地讲给你听。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没必要再矫饰什么。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而且还无家一身轻。我也不知道我算什么，轻飘飘的。有一本书，名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写的大概就是我这种状态。不过，我还好，还没有不能承受。
恨不恨她？我也问过我自己：是不是应该恨她？可是恨什么呢？一个男人，四十多岁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你神志清醒状态下发生的，你却去恨一个与你一同做下这桩事情的女人，这不是很可笑？过去，在国内各种各样场合，见到过很多外国女人，除了电影电视上的，她们一般都很难看。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和她们发生什么纠葛。
成怀仁让我给他的秘书发传真，发完之后我甚至连“朱迪”这个名字都没记住。到了芝加哥，说实在的，在奥海尔机场第一次见到朱迪时，她的确是给我们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据我观察，很多男人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推到一个非常漂亮、光彩照人的女人面前时，常常会很窘迫，显得傻乎乎的。我们当时大约就是这种样子。
推着行李，走出机场国际出口，成处长一眼看到了成怀仁。我们走过去，成处长作了介绍，我们正要握手，成怀仁突然侧过身子，让出一直含笑站在边上的朱迪，介绍说：
“这位是朱迪小姐，我的秘书。”
我们正不知所措呢，朱迪却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了两句洋腔怪调的中国话：
“你们好吗？欢迎你们。”
我们一下子乐了：
“好，好，好，你好你好！”
朱迪又飞快地对成怀仁说了几句话，成怀仁翻译说：
“朱迪小姐说不要给她介绍，她要猜一猜你们谁是谁。”
“你是厅长先生。”她第一个猜出了老厅长。
老厅长笑得像个慈祥憨厚的乡下老头：“对对，我是我是。嘿嘿嘿……”
后来，她始终对老厅长特别好。两个人经常坐在一起，一个讲汉语，一个讲英语夹着结结巴巴的中文，居然经常聊得热热闹闹，笑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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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吃饭，她都要不停地给老厅长夹菜。有一次大家起哄说，让老厅长认朱迪作干女儿算了，问老厅长敢不敢？老厅长一瞪眼：“有什么不敢？要把美帝国主义和美国人民区分开来嘛。毛主席还说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呢。”
大家哄堂大笑。成怀仁把这些翻译给朱迪后，谁也没想到，朱迪居然张嘴就管老厅长叫了一声：“爸爸！”还抱住他的头，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一口。大家乐不可支。
如果没有朱迪，我们这次考察的气氛可能会很沉闷。
每个人她都猜对了，最后一个轮到我。她对我伸出手，又用那洋腔怪调说：“你好吗，鲁军先生？我们认识过了。”
我想她指的是那份传真。我用英语回答她：是的，我很高兴认识你。后来，我知道这句英语有毛病，因为顺着她的话说，我应该用过去时，我没反应过来。
就这样，第一次见面，气氛融洽、活泼而又温馨。我们都很高兴。说实在的，也都很喜欢朱迪。那一次，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成怀仁和所有的人都握了手，惟独没和我握；朱迪没和任何人握手，却惟独和我握了。现在想起来，这真是太有象征和暗示意味了。
我们第一次乘车子出去，总工和老厅长坐在一起，王厂长和成处长坐在一起，成怀仁坐在前面，我边上空着；朱迪最后上车，自然坐在了我身边。她一坐下就问我：“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吧？”
我开了句玩笑：“当然不会。任何男人都巴不得坐在漂亮小姐身边。”
她笑了：“哈！我以为你们中国人都很严肃呢。”她皱着眉、噘着嘴，学着成怀仁正襟危坐的样子。大家都笑了。成怀仁牵着嘴角，算是笑了笑。
她拿了支笔和笔记本和我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