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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一翻我国历史，大凡大一统帝国崩溃之前，都会有长达三五十年的破坏性副能量积累期。届时，上下离心离德，贪官污吏遍地横行，法纪道德荡然无存，人民痛苦不堪，衣冠禽兽们则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冠冕堂皇的庙堂之上。这时，只有在这时，秩序外的力量才会像电脑病毒一样大量繁殖，等到它们繁殖起来的破坏性能量达到足够大的当量，并相对顺利地突破了“防火墙”时，崩溃便会轰然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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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0）
我体会，所谓大明王朝亡在万历手上，指的是万历时期加深了这种破坏性能量的大积累，并且几乎达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而足以摧毁这个王朝的其他因素还没有完全形成。或者用一句文绉绉的话说，就是万历皇帝为帝国的崩溃准备好了必要条件，而摧毁这个帝国的充分条件还不具备。比如：按照人们的习惯说法，到万历死前一年，满清和大明之间的战略态势才真正变得很难扭转，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当时的“萨尔浒之战”。而与此配合起来要了帝国老命的张献忠、李自成们，还要再过七八年才开始折腾事儿。然后，还有并非不重要的大面积自然灾害的发生。
对于乾隆皇帝这个说法的潜台词，我一直深怀疑虑。原因是，我始终认为，在帝国历史上，一切跌宕起伏下面，最强有力的那根杠杆是皇帝的素质与能力。在极大的程度上，这个因素甚至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在政治上，这才是我们民族真正的不幸。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所谓“中兴”现象，就不是孤证：
——汉武帝后期，这位在历史学家和无聊文人口中雄才大略的皇帝，把国家折腾得国敝民穷、“盗贼蜂起”，社会极度动荡。紧接着下来，就实现了“昭宣中兴”，汉宣帝刘询也成了历史上口碑很不错的一位皇帝。
——宋高宗赵构因为用秦桧、杀岳飞、对金媾和，被后来的人们骂得体无完肤。孰不知，他是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和几乎是一片废墟之上，开创了南宋一百五十多年的基业。由此，才被当时的人们颂为“中兴之主”。我国历史上，欲求苟安一隅而不可得的事例太多了。
——明成祖朱棣也被称为“雄才大略”。在他的好大喜功、恣肆暴虐之下，大明王朝的国民经济差点走向崩溃的边缘，各地暴动不断。以至于他的子孙两代皇帝要拼命收缩，连郑和的所有航海资料都要烧掉，害怕后来者继续这种“壮举”；居然也在十年之间，形成了“洪宣之治”。
——张居正在皇太后与万历皇帝的倾心委倚下，也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实现大明朝的中兴，这也是人们较能接受的一种说法。须知，张居正接手的也差不多是个烂摊子。
——甚至就在慈禧老太太秉政之初，在恭亲王和曾、左、李、胡辈的齐心协力下，也曾经有过一个应该算是很不错的“同光中兴”。
上述事例至少说明，中国历史常常围绕着最高权力人格化的综合素质发生变化。再说一遍：这才是中国人的最大不幸！
因此，一些在历史上特别喜欢用“规律”、“必然”之类全称判断的说法，特别令人感到可疑。
事实上，如果把崇祯皇帝和朱元璋做一下比较的话，崇祯皇帝实在不仅仅是太嫩了。在排除了善恶之类判断之后，如果说朱元璋的综合素质达到了教授级高级政工师的话，崇祯皇帝可能连小学毕业的水平都达不到。他的综合素质中的缺陷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因此，窃以为，大明王朝亡在他的手里，真正叫一个——气数。
刘：仔细审视，明太祖开创了一个权力分散格局，这假不了，但权力的集中也是真。分散权力的设计，真为的是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么？防范之需也。集中才是根本。集中，便生出后世的诸多祸患，此为历朝之通病，非有明一代独有。但明代的集中，过于离谱，乃至撤中书，罢宰相，遇到弱君执政时，内廷势力膨胀，宦官弄权，或外廷（内阁）做大，其首辅权力甚至大于宰相，披着党派外衣的谋权者争权，几无可免也，以晚明尤甚。而当遇到有为的君主，专权自用，几成惯例，到头来还是躲不过一塌糊涂之结局。姜德成在他的《徐阶与嘉隆政治》中总结了一条线索，即，明初的洪永政治——无丞相的皇帝专权，嘉隆政治——内阁专权，到了明末政治——党争不断。再加上此前我们已讨论的有明一代政治的宦官因素，在朱元璋的设计中，这严丝合缝的死保政权千万代的措施，怎么就弄成了后来的样子？我也觉得，书中对此有省略。你是否愿意借此机会就此多说几句，以平息一类读者对作品的疑虑？
李：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间接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在此，我愿意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专制主义的最大特点是轻视人，不拿人当人。这的确是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最本质特征之一。
在历朝历代的制度设计中，人性的因素可能是最少被考虑到的。即便有所考虑，也是透过儒家思想和帝制传统结合后高度扭曲的人性；从而渗透了对治下人民的深切蔑视。因此，那些制度设计中，对于皇家之“私”的考虑远远超过了对于天下之“公”的顾及。明代皇帝尤其如此。这样的制度设计与建设看似严密，其实漏洞百出，国家、社会、人民要为此付出极为高昂的成本，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我特别厌恶钱穆谈到中国没有皇帝说过“朕即国家”这句混账话时的津津乐道；在他看来，这种情形表明了中国帝制政治传统中悠久的“自由”、“平等”和天下为公。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何种肚肠。我只知道，就我的读史体验，中国数千年的帝国政治史，根本就是一部朕即国家史。因此，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那所有疯狂与残暴。
扭曲的人性也是人性的一种，它不可能不发挥作用，不可能不在时间与空间中膨胀发酵。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拿人当人的人也做不成人，不是报应在现世，就是报应在来世；不是报应在本人，就是报应在子孙。于是，朱元璋做的孽也就报应在他那些乖戾的子孙身上，如崇祯皇帝一家。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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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前些天我写过一篇评论“历史写作”的短文，把你的“帝国”系列归入此类。文中总结了它们的特点，其中之一是史料的扎实。我这里有几个小例子，希望阁下能就此谈谈写作过程中选材取料时的立场与方法。比如，关于严嵩的年龄。严生于1480年，卒于1565年，享年八十五足岁，以虚岁计，可说八十六岁；书中说他八十七岁，虽不算大毛病，但觉有些勉强。你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不妨谈谈。再如，关于徐阶举家迁徙江西一事，书中取最通俗的说法，认为是为巴结严嵩。但姜德成对此有极详尽的辩驳：“厌吴中之俗，择风俗淳朴之地徙之，是徐阶一生夙愿。”这点于徐阶、明中后期的政治，显然比严嵩的年龄重要得多，阁下为何取“巴结严嵩”说？你对姜的辩驳怎么看？第三个小例子，其意义更非前两个所能比的了，是有关朱元璋诛杀功臣的。基本事实是，明初四宰相，有三人被杀，徐达一死，有一种民间传说，甚是诡异。但温功义先生在他的《三案始末》一书中，以徐达身后所获得的哀荣以及子孙们世代所享皇家的恩宠，直至明灭才止的事实，暗示他不同意徐死于朱元璋那只鹅的传说。甚至温还不同意朱有计划地诛杀开国功臣的意见。阁下书中很大篇幅，其立论的基点恰与温的意见和质疑相反。一般而言，“知人论世”，当谨慎从之。阁下于此一点，常常是，结论所留余地不多。请谈谈，处理重大史实，你所尊崇的原则是什么？
李：我记不清楚计算严嵩年龄时的情形了，大体上是按照我老家计算人虚岁的方法，可能是把他老人家在母亲肚子里的十个月也算进去了，又加上了差额的月份。还有一个可能是：根本就算错了。
我孤陋寡闻，不敢苟同姜德成先生对徐阶的说法，譬如“厌吴中之俗”云云。既然“厌吴中之俗”，退休后干嘛不到严嵩的老家——那“风俗淳朴之地”去住，而是在吴中老家一住就是十年以上，直到八十多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