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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此篇文本应该说有新的突破，像是走出了黄仁宇、吴思的“阴影”，我想读者也很想知道，你在构思本篇的时候，文本上有些什么考虑？
李：我想我很难走出黄仁宇和吴思的“阴影”了。我可能会在未来很长时间的写作中，向他们靠拢。——靠拢黄仁宇深厚的历史学养，靠拢吴思对历史深刻的洞察力。我实在喜欢他们写的东西，我自愿留在他们的“阴影”里。如果能够被视为他们的同道，我会感到很光荣。
我曾经向您提到过一位我很尊敬的学者，就是徐迅博士。在写作这本“大明王朝纪事”时，他给了我很多教益。他一再警告我，要求我——坚持讲故事，在尽力打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坚持讲故事；在讲故事中，把历史还原给人。我不敢说是心有灵犀，但他的确是点透了我朦朦胧胧地有些感觉却没有想明白的那一点。这很重要，在这样的前提下，筛选史料，结构故事，就并不困难了。
我对“文本”这个词有一种敬畏之心。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写作前，我并没有在文本的问题上想得特别明白；只是按照自己最喜欢的叙事方式去做而已。假如这种方式具有了某种独特性，从而具有了在“文本”上探究的意义的话，我只能说：感谢上帝！那是上帝的恩惠。
刘：我个人的体会是，叙事较“大宋实录”有突破，阅读时总想着一个词：“王朝性格”，或叫做“朱元璋现象”。比如《剑桥中国明代史》写道：明王朝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特点，“主要渊源于这位奇异而强有力的人物的个人性格特征。”不知你构思、写作此篇时，是否属意这一点，或者以你的观察和体会，怎样看待“朱元璋的性格特点深深影响了明代统治者的治理思想与行为”这一说法？
李：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厉害。假如不是对两百七十几年的明王朝历史有一个透彻了解，甚至，假如没有对朱元璋之后六百多年历史的了解的话，断然提不出这种问题。
我读过《剑桥中国明代史》，但的确没有注意你所引用的那句话。假如说我所写的“大明王朝纪事”明显地突出了这一点的话，那只能说是《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作者和我本人，都注意到了明代历史上的这一特别重要的特点。我注意到这一点，是在大量阅读有关明代史料的过程之中。在阅读官修正史《明史》、私家明史著述、野史笔记、前辈先贤们包括黄仁宇等人的著作与研究时，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甚至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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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9）
若要描述朱元璋的个性、能力与心理状态，这是一件极度困难的工作。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对朱元璋的研究远远说不上是令人满意的，许多东西不是歪曲或误导就已经算是不错了。如果要简单形容的话，可以使用很多最高级的形容词。如极度强悍、极度残暴、极度诡异、极度复杂等等。我在书中曾经引用过一句话，形容朱元璋“兼具大贤之厚朴与大奸之残暴”。在这种东西潜移默化下的治国实践、制度建设、在《皇明祖训》中对子孙的严厉训诫、帝国恪守所谓祖宗家法的政治文化传统等等交织在一起，不但深深影响了有明一代的治理思想与行为，对后来的清王朝乃至我们的今天，其影响都称得上至深且巨，堪称六百年来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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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仿佛是专门为小人设计的一个朝代。在这个朝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活得七扭八歪，不像人样。从宋濂、徐达、刘伯温、方孝孺、于谦、戚继光、张居正、李贽，甚至唐伯虎、徐文长……。王阳明不但生前活得郁闷，身后，他的子孙们也不叫他省心。在那两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活得堂堂正正、神采飞扬的历史文化人物！在这些史实中，我们差不多全部都能找到朱元璋那“大奸之残暴”的影子。你曾经笑话我特别喜欢用“扼腕叹息”这个词。真的，读明代史料越多，就越无法不扼腕叹息。
刘：朱元璋极其讨厌太监、宦官，可有明一代问题恰出在此一方面，是不是绝大的讽刺？先是英宗朝的王振，接着是宪宗朝的汪直。刘瑾便是在武宗朱厚照一朝得势，祸国殃民。武宗之后，世宗继位，曰嘉靖。严嵩此朝弄权，内阁获得巨大权力，宦官弄权现象得以遏止。此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首辅渐露水面。水平高的首辅们争权不断，酿成明代中后期持续的严酷的###局面。居正之后，内阁的地位大为下降。不幸的是，熹宗时，魏忠贤勾结浙党，卷土重来，为患深重（此朝幸有孙承宗和袁崇焕，与大清周旋，才保住北方边境，否则多尔衮进京的日期可能不是1644年，而要提前十年）。书中很大篇幅写到宦官为害朝政，但还是觉得有些遗憾：明代统治的许多问题正出此处，但书中于此缺少一种连贯，希望在此听到你的辩解和考虑。
李：这的确是一个软肋。我曾经犹豫过是不是专门辟出一章来写这些宦官们。事实上，从郑和开始，王振、汪直、刘瑾、钱宁这些大太监颇有些可写的东西；好太监，比如万历、泰昌、天启前期的王安，不但人品高，而且学养也深，就连高层士大夫们都十分尊敬他。的确如你所说，明代的太监是一个特别引人瞩目的群体与政治现象。后来，两个原因使我没有这样做：
其一，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我侧重展开的是帝国制度之下，皇家与军人之间的关系；试图说明：在这种制度之下，军队与军人在兼具国家的捍卫者和皇家的鹰犬这双重职能的同时，也将是皇家心头无药可医的永远的痛。我们民族优秀而杰出的军人，除了自污，鲜有良好结局者。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而在《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中，我着力想要展开的是，在帝国制度之下，皇家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因此，才用了大量篇幅交待几位士大夫阶层的主流代表们的生前身后。而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得不把宦官们扯进来，否则会说不清楚当时的情形。于是，便陷入了一个写作技术上的两难境地：详细写，怕枝杈太多，冲淡了上述主旨；不详细写，就不幸被抓住了软肋。
其实，我曾经有一个打算：用某一个朝代专门交待皇家与宦官之间的关系。不知能不能做好？也想请你不吝赐教。
第二个原因，则纯粹是篇幅上的考虑，害怕篇幅太大，读者会不耐烦。
刘：下面我要请教的问题比较复杂，说实话，提给你未必恰当，但淤积胸中，不吐不快。我先开个头，是关于明代治权的分散与集中问题。
朱元璋开国之初，采取一系列措施，撤中书省，政务悉归六部等等。朱元璋理政的特点之一就是专断多疑，师心自用，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而崇祯帝勤于政务，有励精图治之心。但该帝确像其祖，专断多疑，师心自用。这一开国一丧国，不正是整整一个轮回么？像是黑色幽默的经典段子，更像朱家天下的宿命——始于此，止于此也。有为，如太祖，留下那么一套“祖制”；有为，如崇祯帝，最后丧国。奇怪的是，国，为何未丧在不理朝政的万历手上？反倒丢在思宗朱由检的手里？我隐约觉得，这个问题是理解晚明命运的节点，书中语焉不详。对，你大概已猜到我的疑问，是有意为之，还是可以理解的疏忽？
李：或许两个原因都有。
自从乾隆皇帝说出明王朝不是亡在崇祯皇帝，而是亡在万历之手这一段有名的评论之后，受到后世大体上的认同。事实上，像大明王朝这样一个巨系统，其崩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或者说，凭着巨大的惯性，这个庞大的实体会在越来越不像话中，滑行好长一段距离后，才会解体。而且，这一解体过程是在多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