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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得既明白又晦涩，不少人都微微抽了口凉气，真切地感受到，今日这场大议，其实不是在议宰相，而是在议皇帝。
步出中极殿，殿堂中千人的万岁呼喝抛在脑后，李肆昂首迈步而去，该做的都已做了，就像一场电影到了尾声，他不必再投入，而只是静静地观赏片尾的幕后名单，以及等待可能有的彩蛋。
殿堂中，皇帝离开了足有三分钟，众人才从长拜之姿中恢复过来，十分钟后，心神也才完全落定。
“如果我们的路易十五换作圣道皇帝，法兰西就有救了，不，欧罗巴就有救了……”
观议席上有老外，还不止一个，当然，垂垂老矣的天道院罗浮山化学研究所所长陆盛谛不算，他早已拿到了英华国籍，在他旁边，一个削瘦的褐发中年人正奋笔疾书。
第二次来英华的德尼斯·狄德罗在他的日记里这么写着，他能参加中极殿大议，还得益于第一次来英华时的接触贡献。之前狄德罗在英华呆了九年，参与英华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学科普及教育，以及工程技术专业教育体系的创建，被天道院聘为客卿。回国后参与卢梭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学社，被法兰西当局列为危险分子，控以叛国罪，被迫以流亡者的身份再度来到英华。
此时他的兴趣已从自然科学转向政治，考察英华政治变迁成为他后半生的关键课题，而眼下这场中极殿大议，在他看来是绝不可落下的关键变革，才千方百计弄到了旁听资格。当然，他本身也有顾问价值，法兰西王权和议会的状况，以及首相地位，在参与大议的人看来也有价值。
这层价值对狄德罗来说却是心酸之源，羸弱不堪的三级会议，以及亲政后就废除了首相的国王路易十五。法兰西就像一个正在挑选坟地，处心积虑地要在墓碑上粉饰一生的老头，而赛里斯就像一个满心踌躇，正规划全新人生，以至于有些焦躁，脸上生了不少青春痘的少年。
“皇帝离开后，太子殿下担当起会议的主持人，他身兼双重身份，一是皇帝的代表，一是大判廷的代表。”
“会议的第一部分是确定议题，就这一点来说，我就强烈地感受到了变革中的赛里斯与变革中的法兰西有什么不同。”
“哪些议题是本次大议可以讨论的，哪些是优先讨论的，次序是怎样的，每一个议题具体而准确的描述是什么，就这个议题我们需要得出什么结论，每一项议题应用怎样的票决规则。”
“参与这场大议的人来自不同立场，分歧大到了几乎水火不容的地步，但在这部分议程里，他们没有涉及任何具体的争论，相关决议很快获得了通过。不多的补充和异议，都围绕着怎样提高议事效率，以及怎样惩处违反议事情规则的人展开。”
“这让我下意识地联想到我的祖国法兰西，暴政正在肆虐法兰西，但在反抗暴政的人们身上，我没有看到这种理性特质，这也是我对未来的变革怀着悲观之心的原因。我再度离开法兰西时，伏尔泰、卢梭和霍尔巴赫等人都劝我留下来，为法兰西而战，但我认为，他们充满激情的文集和演说，只能拯救灵魂世界，于现实无益。”
“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来自议院、政府和民间的一千多位精英们就一项项议题展开争论，由此我下意识地联想起法兰西的布列塔尼俱乐部，他们同样在争论未来的法兰西该是怎样一个理想国。”
“但可惜的是，致力于反抗国王暴政的法兰西精英们都是理想主义者，甚至不少是赛里斯人所反对的大同主义者，而以暴力实现大同的道路，对赛里斯人来说，更是接近于白莲教一类的邪恶之行。”
“听着赛里斯精英们以冷静的论述、缜密的逻辑以及细致的数据进行讨论，这种感觉真是糟透了。布列塔尼俱乐部以及形形色色类似的组织，他们的集会上充满了战斗的激情和火热的鼓动，文艺复兴的先贤思想，赛里斯的天道主义，人类的平等与自由，这些话题更像是以前路易十四时代的巴黎街头，那些关于食物、衣着以及奢侈品的时髦话题。”
“自诩为‘解放者’的们并没有考虑过解放之后是怎么回事，他们只是在用平等和自由这些华丽而时髦的东西，彰显他们与众不同的孤高和优越感。而被他们鼓动起来的人，除了勇气和热情之外，一无所有，他们不仅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将来，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现在，对他们来说，只需要一个字眼：杀，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杀谁。”
“如果是布列塔尼俱乐部的那些口若悬河的辩论家们在这座中极殿里进行大议，也许除了一地鲜血，我看不到任何成果。”
作为一个冷静派人士，狄德罗对法兰西的未来已经彻底失望，而他当日详细记述的大议过程，以及附带的这些感言，在欧罗巴发表后，也成为他被法兰西革命者开除国籍的铁证。
四月二十八日开始的中极殿大议持续了九天之久，这九天里所确定的政治体制，将英华稳稳系在了今人世里。
大议确定了四项重大变革：两院与政事堂的关系调整、宰相推选新制、两院议事新制以及政党制。
阁臣为宰相候选这一项旧制得到了争论各方的认同，英华传统力量的强大由此可见一斑。即便是民间基层出身的大同会，也都认为，没有足够的治政经验，就不能执掌英华一国的国政。这事光靠地，靠名声可不行。
政党涌现后，两院与政事堂要被打通，这事也是争论双方所难以接受的，因此两院和政事堂的关系需要大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宰相由党争而出，那政事堂其他阁臣与宰相该是怎样的关系？
大议在这一项上就将大改之前的治政格局，宰相通吃，除了枢相、外相两职需要获得皇帝认可外，各部尚书、各院知事，都由宰相选任，两院核准。
这一条看似必然，宰相主政，当然得握人事权，可问题是，宰相是被一党推上来的，他要选人，自然要多用本党官僚。而宰相换人后，丢掉位置的那些高官又该怎么办？
“我们建党争之制的目的，就是确保当宰相干不好时可以换掉，为此也必须确保宰相行事顺畅，至少握有人事权。至于各部尚书，各院知事，去的也只是职，而且至少已作了一任，还有什么好抱怨的？真退下来了，还有太多去处，比如说在两院的专事会任委员。”
政事堂官员们疑虑重重，太子极力赞成，道出这番话后，这一项获得通过。退路问题其实并不严重，有隐患的是政事堂党争，但有两院握核准权，如此制衡，也应该没有大问题。
这一项确立，政事堂就正式告别与两院相持的格局，不过党争本就破了旧局，这也是必然的结果。
第二项则是大议重点：宰相如何推选。
政事堂在第一项上丢了原本的根基，而国院在这一项上也丢了自己的权柄，最终议定的结果是，宰相不由国院推选，而由县院推选。
英华现有两千五百多个县级单位，每个县一张票，县院二分之一简单通过，胜者就得一张票，具体胜选细节不赘述。
之所以确立县院推选，是因为在英华五级选制里，县院目前最闲，毕竟地方财政已集中在府级，而官府服务和管理事务则沉到了乡里。同时县院事也接近民间基层，近于普选。县票也足够多，相对国省府院更公平。
第一千零五章 政治的智慧
第三项是两院议事新制，这是财权转移引发的新议题，同时也是英华国家税制进一步发展的延续。
英华立国四十多年，税制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确立以公司为主体的大型中型工商税基，加上海关税入以及殖民、金融、军工等专营事业，以间接税为主，原则是掌握经济最活跃部分，以此为财政基础，完成了立国时代的初步建设。
第二阶段是收复江南后，完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分税体系建设，将税基扩展至大多数上规模工商体，以及所有经济领域，只留出农业、小工商和部分土地为地方税基。在这个阶段，一些直接税开始引入税制体系，例如黄金、珠宝和烟等奢侈品的消费税。
北伐一统后进入第三个阶段，加上纸钞发行的背景，借助越来越完善的金融体系，直接税的增长越来越迅速，国税总署由商部专隶经计院就源自此背景。
以计相由皇帝亲选为标志，皇帝掌握财政时，国家税制的博弈方是皇帝和两院，尤其是西院以及金融联合会，政事堂的发言权很小。而现在财权归宰相，计相由宰相任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