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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触这些知识是无害的，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知识里有他需要知道的成分，还因为这是对成年人人格的尊重。现代社会的前景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知识分子，限制他获得知识就是限制他的成长。而正如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指出的，目前中国人面对的知识环境是一种童稚状态，处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时期。也许，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历史原因，我们眼下还不能不有一些童稚的做法。那么，下一步怎么办？一种做法是继续保持童稚状态，一种做法是摆脱童稚状态，准备长大。相信前一种做法的人，也相信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杜撰的口号——无知即力量；相信后一种做法的人，也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下一步”当然不是把日历翻过去就是的明天，但是，也不应当是日历永远翻不到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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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最初发表于1993年第6期《读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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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的《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
李银河博士的新书《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近日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即将与读者见面。本书运用社会学方法，对当代中国人在性爱与婚姻方面的行为与规范，做了充分的调查与分析，并对照国外同类研究的成果，做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全书以实证调查为基础，结论可靠；主题为全社会所关心，行文流畅，描述生动，故而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
婚姻、家庭、性观念等等，既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题目，又是社会关心的热点。近年来，已有多种著述出现，其中有些文章出于记者作家的手笔，文辞华丽，行文生动，在唤起社会重视这类问题方面，有不可低估的贡献。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对研究方法不大讲究，引征国外报道，又多根据非专业书刊。李银河博士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在写作此书前，又做了系列调查，所以本书的出版，正好补这方面的不足。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对所研究之题目，要有超过常识、超过一般水平的了解。换言之，社会科学也是专门科学。如其不然，何须要有专业人才。专业人士讨论问题，当有自己的独特观点。本书述及各类社会现象，首先努力正确度量，以求准确，而后利用各种有定评的方法加以分析，最后所得结论，也不妄做价值判断。作者的目的，在于把可靠的研究结果披露于社会，把评判的权力交到读者手里。正如其他学科的学者所做的一样，大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是客观地报告。一个发现一经报道，就与研究者没有关系。它的正确与否，自有实践和别人来检定。专业作者只求别人知道他的发现，却不肯做努力去感动别人，震撼别人。发现的正确与否，与读者的情绪无关。这种着眼点的区别，读者在读了李博士的书后自会有所体会。
李博士的某些研究中，使用了社会统计学较新的方法，比如随机抽样、LOG…LINEAR、LOGIT模型等。如今的读者在科学修养方面，已有很大提高。社会学方面的读者，这些知识自应掌握。而其他专业的读者，也不至于不能理解。因为作者相信，概率统计作为各学科的通用工具，已被很多人掌握。
在她的另一些研究中，采用了个案调查的方法。我国一位老一代社会学家说，社会学研究要出故事。因为人在社会上，有出生，有死亡，有婚丧嫁娶，有前因有后果，完全可以自圆其说。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可以互相了解，这就需要对各种文化给予不带偏见的完整说法。这也是所有的读者都爱看的。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又有不同之处。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乃是人类社会，大家都在其中生活。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只有少数专业人士能够触及，而是人人有份。人对于人的认识，容易带有偏见。比如自我中心、文化中心主义等等。
我国的社会学，师承自现代人类学鼻祖马林诺夫斯基。遥想马翁当年，提倡走出书房，到天涯海角，跳出主流文化的圈子，那是何等的胸襟。人类是一个整体，是所有的人，大多数的人不等于人类全体。但是我们所知的往往只是我们所处的文化，和我们一样的人，并在不知不觉中把这看成人类全体。这样的看法是不完全的。当年孟夫子说：杨朱利己，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种说法把某些人视为非人动物，实在有失公允。
李银河博士的书中，对于在性爱婚姻等方面处于非主流文化中的人给予一定的重视。比如对于自愿不育者、同性恋者、独身者、离婚者等，都有专章述及。这绝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对上述人士的做法表示同意，而是出于社会学人类学的一贯态度。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所谓推己及人之说，于是中国人仿佛只有一种文化，所有的人只有一种行为方式。其实不同的亚文化始终存在，只不过我们一贯对此视而不见而己。
总禁不住要给实证的研究作辩护，其实可能是多余的。在报刊上看到有人抨击不生育文化，说不宜提倡。李博士谈到同性恋文化，要是有人说她提倡同性恋就坏了。社会学研究同性恋文化，仅仅因为它是存在的东西。我们说的文化，属于存在的论域，跟提倡没关系。实证的科学，研究的全是已存在的事。不管同性恋可不可提倡，反正它是存在的，因为有人在搞同性恋。假如只研究可提倡的东西，恐怕我们研究的事，大半都属虚无，而眼前发生的事倒大半不知道。
当然这本书里说到的绝不止是同性恋。像择偶标准、浪漫爱、婚姻支付、青春期恋爱等题目，就与更大范围的人有关系。作者的研究对于婚姻性爱方面的各种观念、各种亚文化，都给予重视。也希望读者对于除自己所持的观念，所处的文化之外，别人的观念和文化也有所了解。这正是现代社会学人类学所希冀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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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李银河著，199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1）
最近，蜚声海内外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大陆女社会学者李银河博士的一部新著：《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李银河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文化时，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传统文化的本质，来自于村落。在中国，有一个现象不论南北都有，就是不大不小的自然村很多。这和耕作、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中国农村住得很紧密，起码和外国农村相比是这样。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村里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的事别人都知道，别人的事你也知道。这就是信息共有。如果按人类学里信息学派的意见，共有的信息就是文化，村落文化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了。
据我所知，李银河当初想用“村社文化”这个说法，但是别人说，“村社”这个词已经有了，不能赋予它新的意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我很为李银河丧失了“村社”而可惜。咬文嚼字地说，“村”是什么意思不必解释了，“社”的意思是土地神。这和她要说明的现象很吻合。在村里，三姑六婆就是土地神，无所不知，又无所不传。所以一个自然村简直就是个人信息的超导体，毫无秘密可言。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什么事别人都知道，所以简直什么事自己都做不了主。这种现象是很重要的。有人说，外国文化是罪感文化，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这个感觉相当犀利，但只是感觉而已。罪感当然来自上帝，假如你信他，就会觉得在他面前是个罪人。但是假如你不觉得有好多人在盯着你，耻感何来呢？如果没有信息共有，耻感文化也无法解释了。
除了生育，在村子里还有很多个人做不了主的事，比方说，红白喜事。这些事要花很多的钱，搞得当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照规矩办。也许你乐意用传统、风俗来解释这种现象，但你解释不了人们为什么要坚持痛苦的传统，除非你说大家都是受虐狂，实际上又远不是这样——有好日子谁不想过。村落文化是一种强制的力量，个人意志不是它的对手。
李银河认为，传统观念、宗族意识等等，在现在农村里也是存在的，但是你不能理解为它们保存在个人的头脑里。实际上，它们是保留在村落文化这个半封闭的大匣子里。这也是个有意义的结论。我们知道，在苏格兰有个半封闭的尼斯湖，湖里还有恐龙哪。在中国村落里保存了一些文化恐龙，也不算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