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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今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英国在国际事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言一行都会对其他各国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足以决定我国革命的成败存亡。只要英国政府能赞同革命，则日本乃至德国、俄国支持与否，都不足为患。这便是我汲汲准备前往英伦的原因。”
冯自由情不自禁开始鼓掌：“先生卓识独具，岂是保皇派那些迂腐穷酸之人所能窥见？等先生从纽约登舟出洋，我便会在报纸上对他们口诛笔伐，批驳他们体无完肤！”
孙中山重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健华，国内有什么最新消息？”
冯自由作为正规大学毕业生，在加拿大、美国拥有合法身份，从事一些体面的工作。黄兴、居正等人发给孙中山的密电，经常是在冯自由手里中转。所以说，冯自由也算半个情报头子。
听到孙中山的问询，冯自由急忙从文件夹中取出一张电报纸递过去：“清廷今天上午发布谕令，任命袁世凯为湖北总督，孙元起暂署四川总督，分别负责各省督剿事宜。袁世凯是北洋军的灵魂人物，孙元起则是青年学生的精神偶像。如今清廷派这两人出山，只怕湖北、四川的同志该大伤脑筋了！”
孙中山接过电报，边看边说：“四川那边倒不用担心，关键还在湖北。”
“为什么四川那边不用担心？”冯自由大为不解，“这些年我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加拿大、美国，别人一听说我是华人，首先就会提及孙元起。在他们心中，孙元起俨然就是中国的代名词。日本人会说孙元起替东亚人争了一口气，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则会赞誉孙元起的奇思妙想、学术造诣。即便在三藩的唐人街，也同样能听到众人对孙元起的褒扬。据说他在1904年迫使美国废除了之前签署的《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所以赢得了华侨的拥戴和支持。我没有去过中国，不知道他对普通中国人有多大影响力，但我认为他的影响力绝对不容小觑！”
孙中山笑道：“健华，我说不用担心孙百熙，不是低估他在中国的号召力，而是在很早以前我就和他有过会谈，知道他不会反对革命。”
“你和他见过面？”冯自由惊讶出声。
孙中山点点头：“是啊，那还是在六七年前，由司徒美堂先生牵线，我们在三藩市见的面。那时候孙百熙还是个英气逼人的小伙子，非常英俊，丝毫看不出他已经是国际著名的科学家。尽管他很年青，但对国家形势的见解却非常独到，与后来发展的实际情况简直如合符节，令我佩服万分。所以他在短短十年间便做到内阁大臣，我丝毫不觉得惊讶，反而觉得是理所当然。”
“他真有那么厉害？”冯自由有些不信。
孙中山非常肯定地点点头：“他真有那么厉害！无论为学还是为政，他都是我生平仅见的天才，无人能与他比肩！”
冯自由十三岁加入兴中会，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毕业便投身革命事业，奔波世界各地。从革命童子到青年俊彦，他赢得了无数赞誉。如今听见孙中山赞誉孙元起是“生平仅见的天才，无人能与他比肩”，心中难免有些不服：“听说他的叔祖父是孙家鼐嘛，难免——”
孙中山恍若未闻，半天才说道：“健华，我此次前往英伦，实在是革命的外交需要。但现今国内局势复杂，尤其是清廷起复袁世凯，湖北军政府变得岌岌可危，必然需要海外侨民的更多支持。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让你回国一趟！”
“不敢请耳，固所愿也。只是不知此次回国有什么任务？”冯自由问道。
孙中山道：“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把华侨的捐款带回国内，转交给居梅川（居正）或黄克强（黄兴）。我怕钱款通过邮寄，会被清廷冻结，远不如你亲自跑一趟来的可靠。如果情况允许，你还可以顺道去趟湖北，看看情况如何。
“第二件事，是我想让你帮我带一封信给孙百熙。我虽然知道他不会反对革命，但他现在毕竟是清廷的内阁大臣、四川总督，不知他愿不愿意支持革命，率所部反正，对清廷倒戈一击。如你所言，孙百熙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如果他能通电反正，革命成功几乎可以指日可待！”
冯自由犹豫片刻问道：“先生，如果孙元起反正，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打算给他什么待遇？教育部总长？内务部总长？还是国务总理？”
民国政府最高领导是大总统，但在冯自由心里，大总统一职已经内定给了孙中山，自然不会便宜半道投诚的孙元起。但人家在清廷就是学务大臣，如果是教育部总长以下的职位，冯自由觉得自己都说不出口。
孙中山闻言也有些踌躇：你说革命是潮流所指、民心所向，可事实上，湖北军政府在北洋军的威胁之下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人家孙元起堂堂的内阁大臣、四川总督，凭什么冒着抄家杀头的危险来支持革命？要说服孙元起，归根到底还在于要给出足够的利益，问题是什么样的利益才能让孙元起动心呢？
孙中山咬咬牙：“只要孙元起他能反正，别说国务总理，就是让他做中华民国大总统，我们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
第二六二章渔钓牛蓑且遁逃（上）
现在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回湖北。泡*书*吧）
还不知道自己是“祸兮福所倚”的倒霉蛋总督黎元洪，看到李翊东替他在布告上代署了“黎”字，浑身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顿时瘫作一团。
革命党人却丝毫不管黎元洪的感受，欢天喜地把布告拿出去粘贴了。实话说，革命党请黎元洪出任临时总督，并不是想让他出来主持大局、处理政务，只不过是借他的名声安抚城内民心，聚集隐匿逃散的官兵。见黎元洪对革命颇有抗拒之意，众人也懒得花时间说服他，直接把他送到谘议局楼上派人严加看守后，便各自忙碌去了。
黎元洪一个人默默坐在屋里，神色沮丧。遥想二十四小时前，自己还是统辖四千多人的混成协协统、大清忠臣、湖北军政要员，谁成想才过了一天，就变成了茕茕孑立的囚徒、大清叛逆，革命党的临时都督？事已如今，接下来该怎么办？
自杀？他不敢。
从逆？他不想。
似乎唯有逃跑，才有一线生机。但外面有数十名学生军在把守，他们可不认识黎元洪是谁，更不会给自己这个前任协统、现任临时都督半分面子！
就在黎元洪绞尽脑汁的时候，上苍似乎冥冥之中听到了他的苦苦哀求，干净利落地赐给了他一个逃跑的机会。
这是武昌起义取得胜利后的第一天，城内局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其中第八镇步军第十五协第三十标的三百余名满族士兵便逃到了蛇山藏匿起来。
为什么他们要藏匿呢？我们还要从革命的起源说起。
自从清朝建立，满汉隔阂就是横亘在朝野心头的一根巨刺，时时作痛。尽管各位皇帝高喊“满汉一家”，但实际生活中满族人享有种种特权、朝廷对于汉族人严加防范，却是大家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所以每次出现爆发起义，口号里总少不了“驱除鞑虏”“反清复明”的身影。随着时间流逝，这道隔阂不是渐渐泯灭，而是越来越大。
尤其到了晚近。民族主义浪潮席卷整个中国，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群运作下，像《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江上遗闻》之类描述清初满人屠杀汉人的图书在国内广为传播，青年学生读过之后无不义愤填膺。就像现今爱国志士发怒起来要核平东京、杀尽倭奴一样，他们也恨不得把国内满人全度涤荡干净。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而且因势利导，利用青年人的热血大肆宣扬种族主义。泡*书*吧）无论是1894年成立的兴中会，还是1905年组建的同盟会，纲领前两条都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然后才轮到“创立合众政府”或“建立民国”，充分说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首先是民族革命，然后才能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或许孙中山有自己的苦衷，形势逼迫他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不用这种偏激的口号就募集不来捐款、招徕不到同党，没有捐款、没有同党他就一事无成，只能继续当蹩脚的医生。但一味宣扬种族主义不但无法和国际社会接轨，而且与之前坏了名声的天地会、白莲教、太平天国也无法区别开来，所以他凭借自己对欧美各国制度一鳞半爪的理解。加了个“创立合众政府”、“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尾巴。
领导武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