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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是择取人才，摧毁门阀任官系统。可惜隋朝国祚甚短，到唐初，科举并不发达。
唐太宗指示大臣以当时大臣品位高低订定等级，重新判定《世族志》。结果改定皇族宗室为第一等，其次是皇后外戚长孙氏，民间声望最高的山东世族崔氏被降为第三等。
武后为对抗掌握政权的唐宗室、大臣，在科举制度中提升进士科的地位，使科举制度更加完备。因进士科难考，而有“五十老明经，六十少进士”的说法，所以进士科逐渐受到重视。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时代，于中国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崔、卢、郑、王”、“崔、卢、李、郑”、“崔、卢、李、郑、王”、“崔、卢、王、谢”，都是崔、卢排在前两位。而郑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变化。
综观“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与实力，以5分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范阳卢氏呈中幅下降趋势，打3分（9位宰相）。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荥阳郑氏呈中幅上升趋势，打4分（13位宰相）；陇西李氏呈持平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赵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趋势，打2分（10位宰相）。
唐朝时，虽在“五姓”，但作为郡望——“太原王氏”这几个字的影响力有限，在整体上已大大次于崔、卢、郑、李。原因除了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外，还有自北魏时起就家风不显有关。
华北门阀，在经过了长期的门第观念影响下，民间仍存有“门当户对”这种不同门第，不互相通婚的风气。例如《新唐书杜兼传》记载，唐文宗欲以公主下嫁世族时，犹感慨地说：“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这种风气一直持续整个唐朝，到了黄巢之乱才因破坏而快速消灭。
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造成大量世族人士的伤亡，富饶的家园与产业也惨遭破坏，而华北世族引以为傲的贯册祖谱也流失，世族衰落，最终与庶民再无区别，世族的地位由地主士绅阶级取代。
七宗五姓的没落可没有代表这种士族式的政治崩溃，反而只是换了一个形式而已，比之七宗五姓更为内敛危害性更大。
地主士绅取代了这些士族的地位，成为真正的政策的实行者和破坏者，他们毫无责任敢的玩弄者国家人民为他们谋取着利益。
想想后世那个倒霉催的崇祯帝是怎样挂的，说是自杀还不如说是被活活的逼死的，作为末代君王完全就是他的悲哀。
这位拥有着秦皇汉武的能力，却没有秦皇汉武的魄力，更没有秦朝汉朝的基础，所以最后才料成了千古悲剧。
而这一切的原因就在这些地主士绅的手里，三百年的明朝社会矛盾已经到达了一个顶点，百分之一的贵族占用着百分九十九的土地那是不用缴税的，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百姓却只是占用百分之一的土地，税务完全要他们负担。
更无语的是明朝的商业税竟然只有五十税一，而且是可交也可以交的那种，这足以让后世任何商人疯狂，崇祯那倒霉孩子没次要加商业税就有一大堆士族官员蹦出来死谏告诉崇祯这孩子不能与民争利，要藏富于民。
崇祯这位从小生活在上层社会，哪知道这东西被这些大臣一忽悠就信了，不加，不加，结果没钱了，李自成兵围北京，有没钱调动军队。
明朝有一句祖训，天子守国门，没办法他只能跑到梅山把自己挂了上去，结果这祖训又加了一句，君王死社稷。
而那些拼命阻止崇祯加税那这家伙背后是什么，那就是一个个士绅家族，他们不允许任何人破坏他们的利益，哪怕皇帝也不行，这就是悲剧的由来。
（对于这些家族刘宇真心不好说什么，把国家毁了的是他们，可坚持到最后还是他们，完全无法评价，但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评价，那就是危害，汉临是不会允许他们拥有以前那样的权势，不然天下到底是谁的都分不清。）
新的一周，新的推荐，不知不觉就四十万字了，依旧没有上架，汉临真心希望书的结果和忘语大大一样，当然这只是一个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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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二章 乡绅
作为帝国实际控制者的他们，掌握明帝国的经济命脉，可是正所谓贪得无厌，哪怕多一分税他们也是不会允许的。
当时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东西方交流日渐频繁，新大陆的发现使得大量的黄金白银被挖掘，这些白银黄金不可能全部运回欧洲，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交易。
而当时明帝国贸易拥有绝对的优势，一件劣质的丝绸运往欧洲那就是与黄金等价，中等的丝绸瓷器那就是天价。
巨大的贸易顺差，导致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明帝国，当然由于明帝国禁海的原因，这些和明帝国国库没任何关系，全进入了这些大家族口袋里去了。
而且由于当时的明帝国无论是经济军事实力加起来比整个欧洲还牛，打又打不赢，所以没办法这种完全不公平的贸易还得继续。
而且是完全被这些家族垄断了，可怜的崇祯一旦开口向大臣要钱，结果谁都说没有，几十年的海上贸易而且是这种完全逆差贸易，你说你没钱，谁信，可崇祯偏偏就信了。
结果最后没办法崇祯只能把自己挂在梅山上，而那些之前看起来正义凛然的家伙，满清一入关结果给全降了，完全如此到了一种境界。
他们前辈士族尽管为非作歹，控制王朝的兴衰，可是他们也有自己的底线，那就是他们还是一个华夏人，绝不可能投靠异族，正因为有他们华夏才能从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的悲剧中走出来。
可这些地主乡绅做什么，完全没有一丝民族感觉他们唯一能做，唯一会做的就是卖国，卖完这个继续卖那个，整个社会开始变成畸形了。
这种事情刘宇当然不可能让他们自己的地盘继续生存在下，这完全就是百害而无一利，绝对的害虫，而且是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那种。
乡绅阶层的政治地位主要显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扮演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封建统治集团的政令、法令，无论采取何种传播方式，欲使之传遍乡村社会，都必须经由乡绅阶层晓知于民。
当权者只需将政策、法令告之乡绅，余下对乡民的宣传并使其执行的过程便由乡绅负责。此种相当于统治阶级最基层的政治地位，除乡绅阶层之外，其他阶层很难承担。
其二、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在相对稳定的封建统治秩序下，乡村民众对朝廷政令及各种赋税的服从或抗争，首先反馈到乡绅那里，并听从乡绅的建议，争取乡绅的认同，再经乡绅向官府反映民意。
在这个由下而上传递乡村民情民意的过程中，乡绅刻意塑造自己作为一方民众政治首领的形象，有时甚至与乡民团结一体，充当乡民利益的保护人，在经济发生危机、朝政腐败外显时期，这一点尤为明显。
因此，乡绅阶层是封建统治者与下层农民之间的桥梁。它一旦松弛、分解，社会政治秩序即会出现无序。
乡绅阶层经济地位的高低主要表现在：占有土地，拥有房产，承担的赋税及对乡村经济的间接支配力等方面。土地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每个阶层的经济地位都与土地占有量联系在一起，乡绅占有的土地远多于农民，从土地中获取的经济利益高于农民，其经济地位当然也高于农民。
乡绅的经济地位还可以从对乡村经济的间接支配力上反映出来。乡绅通过出租土地，控制租地农民的经济利益，通过领头集资修建水渠、道路，把持乡村经济生产要素，通过捐款救灾，稳定当地民心，减轻官府的压力，维系着与乡民、官府的经济关系。
乡绅阶层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特别是在朝代更替，皇权易主的年代，乡绅捍卫儒学的决心和勇气更胜官吏一筹。这种对儒学长期不变的情有独钟，奠定了乡绅阶层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
乡绅阶层的文化地位还与自身组成成分有关。乡绅中的一部分人是通过科举考试、退任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