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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当惯了独子王孙，向来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这一下被申以澄比了下去，又被老师傅鄙视，让他颇感失落。
回到家里，他仗着记忆力，把机器型号和大致模样画了下来，去请教大哥。大哥原是文革前的大专生，毕业自机械专科学校，学的正是机械制图，他刚把图纸画好，大哥已经明白是什么机型，徐长卿又一直在操作的是这种机器的低级版，也是熟知基本要领的，两人讨论起难点要点来，不多时他就明白了。
说起来，工科和理科不是徐长卿的长项，他的初中基本是空白，高中就没上过，要不是喜欢看书下棋练字，文化知识只能算是小学。数理化这类科目，学没学过完全不一样，不像史地政治，看看书还能懂个几成。大哥把机器的透视图画出来，说你要找个数学老师啊，就算考文科，数学也是要考的。我可以辅导你，但不如授课老师知道重点讲得明白。我想想看帮你找哪个老师。
徐长卿想申以澄的母亲不就是数学老师吗？她父亲还是语文老师。这样的有利条件，她又好学，她考不上就没人考得上了。忽然心里憋了一口气，想我不能让她给比下去了。把图纸放在一边，认认真真看起初中数学来。
跟着老师傅学了两天，老师傅让他们上机试试。徐长卿先是跟申以澄客气一下，说你先来，申以澄说你先吧，我在心里再理一遍。徐长卿也不谦让，上前摆好八字步，稳稳地站定了，微微弯下腰，摇起手柄，全神贯注，屏息凝神，卷出一卷锃亮的弹簧来，机器轻巧地吐出刨花般的黄铜钢片，沾着润滑机油，托在指尖上，像金子般的内着亮光。
老师傅摘下浸满机油的手套，在他肩上拍了两下，说：小伙子，干得不错。徐长卿谦虚地说还差得远，把机器让给申以澄。申以澄朝他笑一笑，偏过头，目不斜视，手稳眼准，不多时也做出一件漂亮的产品来。老师傅看得大为满意，不好拍姑娘的肩，只是点头说，都不错都不错，你们可以自己做了。年轻人就是学得快，比上次来的两个强多了。
徐长卿和申以澄相视一笑，心里好不得意。
过了师傅这一关，在中国钟厂的日子就好过起来了。他们不是这厂的职工，没有小组工段车间三重领导来管他们，周一的例会他们不必参加，就算下班早走也没人过问，只要把当天的工件完成，填好记录交上去，他们就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交待。但那时的人都老实，没有人敢迟到早退，即使没人管他们，他们也跟着车间的工作时间上班下班，只是在做完工作后，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各看各的书。申以澄会带来各种卷子来做，同时让徐长卿也做，做完卷子互相订正答案，对的一笑勾掉，错的再讨论求证。有人一起学，比一个人学要轻松许多，徐长卿很是珍惜申以澄的慷慨无私，无以为报，便抢着做出更多的产品，让申以澄好多休息。
快到七·一党的生日，厂里工会组织职工看电影，把徐长卿和申以澄的名额也算进去了，头一天发下票子来，两人合上各自手里的书，从工会组长那里抽了一张放进书里夹着。申以澄问是什么电影，工会组长说《甲午风云》。徐长卿一听来了兴趣，说这部电影也解禁了吗？那一定要去看看。小申，你去吗？申以澄说当然去，这是近代史，正好可以印证我们学的历史。徐长卿翻出电影票来看是在哪里，票子上面印的是长寿路上的燎原电影院，他看着票子头也不抬，对坐在他身后的申以澄说：是燎原电影院，在长寿路上。你从虹口过去方便吗？
过了一会儿不见申以澄回答，他回头看她一眼。申以澄却别转了头，把书翻得哗哗的，轻声说：方便的。徐长卿说那好我们就在电影院门口等，我好把今天带回去的卷子还给你。
申以澄仍然没有转过头来，只是嗯了一声，又翻开一页书看起来。徐长卿也埋头看书，又抬头看看射进窗口的夕阳，梅雨过后，天气渐热。不单申以澄的一只耳朵被热得发红，他也觉得身上的那件劳动布工作服穿不住了。
花裙子
陕西北路上有一家调剂商店，徐家以往卖东西，都是去那里，这次徐长卿把朱紫容那块浪琴表依然送去那里寄售。如今政策有变，好些资本家从前被冻结的银行存款慢慢解冻，走资派被查封的家产陆续在发回，抄家物资退还的退还，连徐家被抄走的几根金条也按银行当日牌价做了赔偿。虽然损失的东西是彻底追不回了，那点赔还的钱足足比当日买黄金的价格差了许多，但本来没有想到还有这一天的，这一来，倒像是白捡的一样。十年百劫，尚有余生，已经不做他想了。
这样的行情下，寄售商店的生意竟比从前差了许多，徐长卿把表送进去，懂行的店员坐在柜台里看报纸。见有人来，懒洋洋地接过来先听一听，再看看表面表壳，打开后盖检查一遍，咦了一声说：“保养得这么好，少见的。还在走呢。好多表送来，又不走字，又是油腻封牢，表是好表，可惜没保养好。我们接了来，先要送去清洗，才能卖得出好价钱。这块表是个好东西，零件还是原来的零件，一个都没调换过。”
“一直在上发条，”徐长卿说：“原来的主人本来就是手表厂的，懂行。”老叶在的时候，天天上发条，即使朱紫容上班时候不戴，也是由他上着发条。老叶死后，朱紫容每天晚上睡觉前上一遍，放在枕边，嘀嘀嗒嗒指针摆动的声音让夜里不那么死寂。交给徐长卿后，徐长卿看这表还在走，也是每晚临睡前上一遍，上好了再进放盒子里。每晚上发条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仪式，一遍是对老叶的怀念，又一遍是对朱紫容的想念，再一遍，想起老叶不胜唏嘘，最后一遍，朱紫容在厂里会不会受老童的欺负？
他一直留着手表在身边，舍不得把它送进寄售商店。他想过无数次由他把这表买下来，但他那点工资那点积蓄，哪里够买下这么一块旧表？他工作了两年，连一块上海牌手表都买不起。一块大三针的上海牌手表要一百二十四元，他每月工资才三十六元，除了吃饭买个人用品，每月还要给父母十元，积下的钱实在有限。他也想过问父母借钱，他们刚领了退赔的抄家物资，有这个闲钱，但这话实在开不了口。
大哥正相亲准备结婚，正是要用钱的时候。因文革而耽误的这一批大龄青年，这个时候都忙着在相亲谈恋爱结婚，那些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城的知青，那些去了云南农场的红卫兵领袖，那些在崇明岛上海农场的市农，一个个回到了大上海，加入失业者的大军中。曾经的风云人物青年学生，现在不得不去街道工厂和集体单位，变成了二等公民，在婚姻的市场上被人品头论足。大龄，知青，没工作，无婚房，就这是他们的现状。在文革十年中从来不觉得重要的房子现在成了最重要的问题。那些年里适婚的青年男女都去了边疆和乡村，城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父母想念他们的面容还停留在奔赴上山下乡的火车上，一张张白净的面庞，一个个十七八岁的儿女，等他们回来，欢喜还来不及欢喜，房子已经成了他们融洽感情的最大敌人。父母们想不明白，怎么离开他们时天真纯洁无私心的小儿女，回来一个个都成了凶神恶煞，逼着他们退休好让他们顶替工作，逼得他们住到小房间去好把大房间腾出来让他们结婚，逼他们拿出来那一点点菲薄的积蓄好让儿女们买全套的婚房家俱。没有为这个家庭做过一点贡献如今又来剥削他们的老本，不是每年都寄衣服寄猪油寄肉酱寄钱寄粮票的吗，没有感恩没有孝敬只有无没完没了的索取。房子腾出来了，工作让出来了，媳妇娶进门了，孙子孙女生下来了，空间逼窄得要人的命了。而外滩防汛墙上靠着的情侣一对对间隔只有一拳，你们谈你们的恋爱，我们说我们的爱情。
徐长卿的大哥虽然没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但一样成了大龄青年。他在上海机床厂当一名技术员，有国营单位的铁饭碗，有学历有本事，但因为家庭出身，一直没有对象。工人出身的姑娘不肯嫁给黑五类，黑五类出身的姑娘同样不肯嫁给黑五类，通过婚姻改变现状永远是姑娘们谋求更好出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在朝不保夕的时候，结婚的需求退到了后面，青年男女纯洁得如同孩童，而当一切回归正常，情爱的饥渴汹涌澎湃，到处都是一对对等着结婚的人，再一看左右，人人已不再年轻。这也是为什么徐长卿在安徽山里看着老叶朱紫容的恩怨，看着女青工被男青工们围追堵截地表白求爱而不动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