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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曾毅突然有点明白徐大炮徐老去南江的另外一个原因了，很可能南江的大军区要有很大的人员调整了，在这种时候，必须要有一位威信极高的老将军亲自压阵。
“在东江的工作如何？”翟老放下毛巾，问着曾毅。
曾毅说道：“千头万绪，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翟老微微颔首，道：“做事最忌的就是浮躁，你能够做到沉稳这一点，我很欣慰。”翟老知道曾毅这次去东江，有试点民营经济改革的任务在身，他对经济不懂，但也知道在现在的大体制大环境下，做任何突破姓的改革都是非常困难的，找不准切入点的话，往往会反惹一身搔。
曾毅能够沉下心来不疾不徐地做事，这点改变，让翟老很高兴。
吃完饭，两人回到客厅，翟老按照习惯，又坐到自己的那张老躺椅里，随手抓起一旁的茶杯。
张杰雄此时走上来，俯身在翟老的耳边低声讲了几句。
翟老只是沉稳地一颔首，表示自己知道了，随后虎目中精光一闪，沉声说道：“备车！”
张杰雄就立刻转身出去了，不大一会，就听到门外传来了车子的声音。
翟老放下茶杯站起来，整了一下行装，腰板挺直地朝门口走去，脚下虎虎生风。在这一刻，翟老又成了一位威风凛凛的老将军，或许他的普通人一面，也只有曾毅才见过吧。
走到门口，张杰雄已经肃立一旁在等着了。
翟老此时突然想起曾毅还在，站住脚，身子微微侧过一点，道：“曾毅，你有别的事要讲吗？”
曾毅立刻就道：“没有，就是回来看看您。”
翟老就点了点头，道：“那你就在家里歇着吧！”说完，翟老在张杰雄的护送下，坐上了家里的那辆老红旗，朝山下驶了去。
曾毅站在门口目送车子消失，露出一丝疑惑的神色，心道奇怪了，翟老最近怎么如此繁忙呢，凌晨刚回到家，现在又出门去了！
既然翟老不在家，曾毅也就不在山上待了，他返回客厅喝完自己的那一杯茶，然后就下山去了。
刚回到驻京办，坐下来还没来得及歇息，曾毅的电话就响了起来，电话里是一个陌生的男声：“请问，是丰庆县的曾县长吗？”
“是我，请问你是哪位？”曾毅问到。
电话里的男声就热情了很多，道：“曾县长你好，我是梁部长的秘书黄晓天，以前我们见过的。”
曾毅就想起来是谁了，之前梁滨的父亲在京城医院住院，自己见过这位黄秘书，只是没聊过罢了，曾毅就道：“黄秘书你好啊！”
黄晓天道：“是这样的，梁部长要见一见你。”
曾毅就道：“现在就过去吗？”
电话里传来黄晓天翻动记事本的声音，片刻之后，他道：“今天下午四点梁部长有空，你看能过来吗？”
“下午我准时到！”曾毅给了句肯话，道：“辛苦黄秘书了。”
“份内工作而已，那我就按照这个来安排了，下午我在部里静候曾县长的到来！”黄晓天说得非常客气，他堂堂一部长的秘书，按说是不会对一个小县长如此客气的，可曾毅是梁老爷子的救命恩人，当秘书也得看人下菜碟的。
下午三点四十五分，曾毅准时到达了卫生部，在梁滨办公室的外面坐了一会，之前在里面汇报工作的人出来了，黄晓天赶紧请曾毅进去。
曾毅看了一下时间，距离四点正只差一分半种，越是级别高的领导，对时间的要求就会更加准确，这也越是显得出秘书的办事能力，好的秘书，一般能将领导每一项曰程安排的时间卡到恰如其分，甚至可以用秒来计算，这需要很深的功力，更需要对领导平时的会谈习惯有很强的把握。
自从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政曰渐枯竭，而中央部委机关却是曰渐宽裕的，卫生部部长的办公室，自然不是下面地县领导的办公室能比的，宽敞肃静，大气内敛，就连室内的光线亮度，似乎也是经过计算一般。
梁滨正坐在办公椅里，捧着茶杯大口喝了几口水，等下放下杯子，道：“曾毅，坐！”
曾毅笑了笑，左右看了看，就坐在一张位置较近的沙发上，黄晓天送上一杯水，就退了出去。
“到了我这里，不用拘束，我们又不是第一次才见面嘛！”梁滨呵呵笑了一声，道：“京城医院的神医，一转眼就成了年轻有为的一县之长，小曾你还是位多面手，真没看出来啊！”
说这话，梁滨伸手摸到桌上的打火机，“砰”地一声打着，点燃一支香烟。
曾毅笑道：“组织需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当县长我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次！”
梁滨吸了一口，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间，道：“丰庆县医保招标的事，部领导也一直在关注，今天把你叫过来，是想听听你这位当事人的想法，你不必有顾虑，尽管畅所欲言！”
曾毅就道：“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在卫生系统工作过，对这个领域并不陌生，既然看到了有错误存在，自然就要改正。”
梁滨微微颔首，坐在那里凝思了许久，最后弹了弹烟灰，道：“对于医保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哪个模式，更适合我们的国情？”
曾毅有些意外，不明白梁滨怎么会突然问自己这个问题，对于医保这个事情，曾毅并不是没有思考过，甚至他比任何人都思考得比较深入，但思考之后的结论，就是没有结论。
世界上没有一种医保模式，是专门为某个国家而生的，也没有某个国家，就一定只适合搞某种模式，就连号称制度最为健全的米国，也在搞新医改，可见没有一种医保模式，是能够让众口称赞、人人满意的。
医保问题，追根到底就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一种权衡：如果倾向于公平，就会导致效率低下；而倾向于效率的话，则会导致公平度下降。
就比如是一个人生病了，萝卜能治，人参也能治。
如果是采用公平模式，则只能是全部都使用萝卜来治疗了，因为人参就那么多，使用人参根本无法满足每个人的需要，财力也无法承受。不用人参了，无疑是降低了效率，因为萝卜的药效肯定无法跟人参比；与此同时，有些财力雄厚的人，明明是有能力选择用人参治疗的，他们的需求无形中被压制了。
如果是采用效率模式，则只能是全部使用人参来治疗了，人参的疗效快、利润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出于效率和利益方面的考虑，人参绝对是最佳的选择。如此一来，萝卜自然没人去生产了，财力雄厚的人使用人参，财力不雄厚的也被迫使用人参，而那些用不起人参的穷人，则被排除在了效率模式之外。
很久以前，我们曾经采用的合作医疗模式，属于是公平模式，也就是赤脚医生的时代，我们用世界医保投入均值的百分之二，就实现了全民医保，将国人平均寿命从34岁提升至70岁，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成功案例。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是个缺医少药的模式，“一根银针治百病”就是个鲜明的例子。
而米国所采用的，则是效率模式，成就同样很辉煌，它催生了一大批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研究机构、最具实力的医院、最具权威的医学院校。但同样必须正视的是，米国的医疗成本是全球最高的，同时，米国的医保覆盖率是全球最低的，收入低的那部分人被这种高效率模式给淘汰了。
还有一种模式介入两者之间，也就是所谓的高福利模式，既想做到最大程度的公平，又想人人都用上人参，但羊毛注定是出在羊身上的，这种模式能维持多久是很难讲的。
其实要解决医保的问题，也很简单，政斧做好基础医疗保障，确保每个人生病的时候能有萝卜来治病，这就可以叫做“病有所医”了，而与此同时，又必须坚决支持和鼓励更高一层医疗体系的发展，让那些有能力用人参的人，用上人参。
这说起来容易，但要真正解决，却又非常难，把医保这个问题放入整个社会之后，简单的问题就开始变得复杂了，已经不简简单单是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了，而是更多利益之间的取舍。其次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人心，在疾病面前，谁不想用最好的人参？任何一个政斧，都不敢完全无视人心。
作为执政者，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得定义自己所要的“公平”是什么样的公平。
而我们的医保之所以现在问题会如此严重，追根结�